可能還糾結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對英國首相不顧顏面的指責，英國《泰晤士報》的評論對彌漫於歐洲的債務危機並不看好，文章的標題都有些嘆氣《承認吧，歐元危機無解》，文中則甚為稀罕地道出了真話。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故事已經變成關於逃避的故事。
西方問題的根源並不是非理性的市場行為、資本家的從眾心理、過度杠杆化的經濟以及危險的金融操作，這都是西方尋找的替罪羊。
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在2008年金融危機剛爆發時，問了經濟學家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預見到它的到來？”這個問題如今還在問，問題是，他們難道真的沒有發現嗎？
歐元從一開始設計就不是一種完善的制度，歐洲的政治精英們不會蠢到連這都想不到的地步。歐洲大陸有一種傳統，在危機中促進歐洲的進步。隻有貨幣聯盟而沒有財政聯盟，也許本來就是為今日危機的處理埋下的“伏筆”。這樣來解釋為什麼讓債台高筑的希臘加入歐元區才顯得合情合理。
撇開“陰謀”論不說，其實希臘的債務危機僅德國一國就能進行援助，但默克爾並不鬆口，因為在關鍵的時刻救援遠比不加條件地救援更具有主動性。
按專家的看法，美國的債務比歐洲更為嚴重。歐洲可能是因為利益的考慮而正選擇時機，而美國則是真正遇到了危機，但現在有歐洲債務的問題暫時轉移了對它的關注。
《貨幣戰爭》用大量的實例証實了每次戰爭的背后其實都有資金運作的痕跡，因為隻有戰爭，一方面能攫取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可以轉移國內的矛盾，從而實現一種對責任的逃避。
金融危機的結果也許我們並不願看到，《泰晤士報》的論斷我們也不願認同，但“未來歷史學家將把這幾十年稱作‘大逃避’”的觀點有新意而且有道理。
這種逃避，是想避免這樣一個結局：西方的統治已經終結，優勢已經喪失，傳承下來的東西已經不在，屈居人下，而且再不會出頭。（楊子岩）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1年12月01日 第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