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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與打工父親團圓故事獲國際關注（組圖）【2】
2012年01月18日14:45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孩子隻能體會出其中團圓的高興，可大人讀起來卻覺得有一點心酸
圖畫書裡的毛毛並沒有去拍攝全家福，她只是在與父親相處的5天裡，一點一滴地找回對父親的記憶。
有些記憶是父親的形象。她和爸爸一起去理發，舉著棒棒糖坐在爸爸的身后，發現鏡子裡剪了頭發、剃了胡子的這個人“越來越像以前的爸爸”。
有些記憶是她的經歷。爸爸領著她在門上貼春聯，還讓她登上了“媽媽從來不准我上去”的屋頂。在那裡，她騎在爸爸的脖子上，抓著他的雙手，看了一場熱熱鬧鬧的舞龍燈。
而“好運硬幣”則是貫穿她整個新年最美好的記憶。按照當地的習俗，在除夕夜，父女倆一起包起了湯圓，並且把一枚硬幣塞進一個湯圓的餡裡。
“誰吃到它，誰就會交好運喔！”爸爸笑瞇瞇地對毛毛說。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抱著碗，把熱騰騰的湯圓一個一個地喂到她的嘴裡。當然，他也想辦法，讓女兒吃到了那枚小小的好運硬幣。
“一開始，這只是一場游戲，但父親的確是在用心地進行這場游戲，很用心地寄托自己對女兒的祝福。”余麗瓊說。
在安徽長大的余麗瓊，從小家裡就有把硬幣包進湯圓裡的講究。當她在一個下午非常偶然地想到，可以把好運硬幣寫入《團圓》的故事中時，她突然發現，這枚小小的硬幣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話、想表達的內容，包括祝福、思念、願望，“全部包容進去”。
在整個春節裡，好運硬幣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驕傲。遇上收到大紅包的小朋友，她會拿出硬幣向他們炫耀﹔發現硬幣丟了的時候，她在院子裡四處尋找，最后隻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像自己的好運會連同硬幣一起丟掉一樣。
對於那顆幼小的心靈來說，這場關於硬幣的游戲真的被賦予了重要的涵義。事實上，在《團圓》發行之后，很多家長告訴余麗瓊，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故事，對“好運硬幣”這種延續已久的習俗有了更深的感情。
“這個故事更適合有閱歷的中年人，我們的孩子也許還不能體會其中的感情。”余麗瓊說，“但在以后的某一天，他們一定會從中找到共鳴。”
對於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團圓》的故事裡有熱鬧的過年場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團聚，可捧著書的父母們卻大多讀出了更多的意味。一位山東的母親說，孩子隻能體會到其中團圓的高興，可自己看來，書裡的故事卻讓人“有一點點心酸”。
最后，毛毛又找回了她的好運硬幣，而爸爸也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他蹲下來，把女兒抱在懷裡，這一回，毛毛沒有把他推開。
“下次回來，爸爸給你帶一個洋娃娃，好不好？”爸爸問。
“不！”毛毛拼命搖頭，“我要把這個給你。”
她低下頭，在紅色的棉襖口袋裡掏啊掏，摸出那枚銀色的好運硬幣，它已經被孩子的體溫捂得暖暖的。
“這個給你。”故事的結尾，女兒把硬幣放到父親寬大的手掌上，“下次回來，我們還把它包在湯圓裡。”
隻要有摯愛的親人遠在異鄉，對團圓的期待都會刻骨銘心
余麗瓊明確地表示，《團圓》描寫的是自己的人生體驗，可在過去的兩年裡，總有人相信，這本兒童圖畫書有著更為現實的背景。
“這位父親完全是這個時代農民工的代表——鄉下的農民進城打工，隻有過年的時候才回家與家人團圓，過得好不容易、好苦……你真的隻想寫你的父親？”總有讀者這樣問她。
余麗瓊理解旁人“自然的聯想”。她承認，盡管自己本無此意，但書中那個因為工作遠離家鄉的父親，的確“剛好契合了當下的國情”。
很多人在書裡讀到了整個群體的辛酸。一位廣東的母親說，“這是我們打工族自己的故事。”另一位讀者則在評論中寫道：“《團圓》講述了當下農民工一年隻能回一次家的現實……孩子對父親的期盼，父親回家后孩子的喜悅，父親要走時孩子和妻子的不舍，都表現在他們的神情中。”
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媒體上關於那些外來務工人員的故事。他們大多在城市裡出售自己的勞力，隻能趁著休息的空當，從手機或者錢包裡的照片上回憶自己孩子的模樣。他們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親或者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外出務工人員的數量為1.53億人﹔而根據全國婦聯2008年的調查，當時全國留守兒童的數量已經達到5800萬人。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在媒體的報道裡，12歲小姑娘張穎，每年盼著父母回來過年，甚至早早為他們准備了干淨的棉被，可整整10年時間，父母因為工作忙，始終沒有在春節回過家。小男孩楊鵬總愛和媽媽膩在一起講悄悄話，可平常的大部分時間裡，父母都在內蒙古打工，他隻能坐在家裡掰著手指數日子——就像《團圓》裡的小女孩毛毛一樣。
因為這些現實的背景，《團圓》也常常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聚的故事”，濃縮了眾多打工族的悲歡，給城市的孩子“一份另類的親情感受”。事實上，即使在美國，這本剛剛以英文出版一個多月的圖畫書，也被更多地解讀為“反映打工者的艱辛生活”。
“他們在距離家鄉數百、數千公裡外的地方工作，隻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家幾天。”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讀者在評論中寫道，“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當然，余麗瓊自己並不認同這樣的理解。“這只是一個巧合。”她說，“我寫的只是自己童年的回憶，以及對父母的愛。”
在寫作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故事出現在她的回憶裡。她想起了自己的其他親人，比如哥哥，或者遠在北京的舅舅。她還記得，小時候每逢暑假，自己總是期待著在北京上大學的舅舅趕快回來，因為他“很幽默很好玩”。后來，舅舅大學畢業留在了北京，每次過年回家隻能團聚短暫的幾天，常讓媽媽哭得淚流滿面。
這些與親情有關的回憶也傳遞給了眾多讀者。在台灣的一場交流會上，一位讀者通過小卡片告訴她，《團圓》的故事讓自己想起了那些在大陸工作的親人，“真的很想他們”。
“我寫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但每個人都會想到自己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情。”余麗瓊說，“無論對於哪個家庭，隻要有摯愛的親人遠在異鄉，那麼對團圓的期待和一次次的離愁牽挂，何嘗不是刻骨銘心的呢？”
大大小小的團圓和分別，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余麗瓊總會回憶起小時候爸爸過年回家的場景。每一次，爸爸總會打開那個神奇的大皮箱，“像變魔術一樣”從裡面掏出些神奇的小禮物。
當然，現在看起來，那只是些簡單的小玩意兒：一盒水彩筆，或是一塊糖。可在她年幼的記憶裡，這些禮物都是自己會珍藏許久的寶貝，糖果總是放了好久都不舍得吃，而水彩筆更是畫上兩筆就要急急忙忙地收起來。
她把這樣的記憶也放進了圖畫書裡。在《團圓》的開始，當毛毛被突然回來的爸爸嚇得大哭的時候，爸爸趕忙打開那個紅色的行李箱，從裡面拿出一頂粉色條紋的帽子送給她，而媽媽則得到一件白色的長款羽絨服。
就像余麗瓊童年的記憶一樣，爸爸的行李箱裡“變”出的禮物，讓全家人都開心了起來。
在余麗瓊長大之后，她曾經好幾次想給父親一個驚喜的禮物——就像小時候他對待自己那樣。但很長時間裡，她都沒有想到合適的選擇。不過，在父親60歲生日的時候，她把一本剛剛印刷完成的《團圓》寄給了在安徽老家的父親，因為這是她多年來“埋藏在心裡的情結”。
“這一回，我要給你一個禮物。”余麗瓊在電話裡對父親說。
拙於表達的父親並沒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倒是母親在電話裡對她說，有了女兒這些用心的付出，老兩口已經覺得“值了”。
如今的余麗瓊和父母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城市裡。不過，她堅持每年過年一定要回老家，讓父母有一個“心靈的安慰”。閑下來的時候，她也時常會“溫習”自己童年經歷過、積澱下來的那些溫暖的畫面。
“如果沒有這些經歷，那《團圓》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她說。
圖畫書的情節裡，大年初四一早，父親又一次離開了。他坐在椅子上系著鞋帶，母親在他身旁一邊抹眼淚，一邊整理行李，合上那個給全家帶來歡樂的紅色行李箱。毛毛也站在一旁，穿著新年的紅色棉襖，帶著爸爸送的帽子，倚著門框，安靜地吃著手裡的棒棒糖。
最后，毛毛把自己的“幸運硬幣”送給了爸爸，又在土黃色的馬路上目送他坐著汽車離開。這是《團圓》的結局，可誰都知道，生活裡真實的故事還會不斷繼續。毛毛和媽媽會在新的一年裡耐心等待，期盼著爸爸再一次回來——那會是一個重新上演的《團圓》故事。
圖畫書的繪者朱成梁說：“這些大大小小的團聚和分別，構成了我們的人生。”
甚至，幾十年后，這樣的故事仍然會以令人熟悉的面貌再次重演——就像余麗瓊現在經歷的那樣。大學畢業后，她在南京的一家雜志社上班，並且在這座城市裡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長大后的“毛毛”就這樣與父親“換了個位置”。那個曾經企盼父親過年快快回家的小女孩，開始在每個春節到來的時候風塵仆仆地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而那個曾經害怕女兒不記得自己的父親，早就退了休，開始在家裡數著日子，等待著女兒歸來的團圓。（記者 付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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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鄒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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