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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戶30余年演變:從改革問題轉為社會公正問題【2】
2012年04月25日10:22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你們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個體經濟的事業是光彩的事業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3個字曾象征著自由與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開始，二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
曾是“資本主義尾巴”的個體經濟，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確認——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在一組名為“看看八十年代中國的個體戶們”的照片裡，能找到挂著“文明經商”、“禮貌服務”白底紅字招牌的路邊攤﹔有留著剛興起的“青年頭”的小伙子，當街支起縫紉機為顧客縫補衣服﹔還有沾滿污垢的灰白色鐵爐，上面架一個熱氣騰騰的鋁盆，裡面盛著茶葉蛋。
1980年，20歲的章華妹領回了一張用毛筆書寫的營業執照，編號是10101號。這個賣紐扣的溫州姑娘因此被載入改革史。同一年，合眾國際社的記者龍布樂來到北京，走進隻有3張桌子的“悅賓飯館”。他寫道：“在共產黨中國的心臟，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胡同裡恢復元氣。”
很快，個體工商戶的數量便從1978年的14萬戶發展到1986年的1211萬戶。
當時，個體戶、私營業主和企業承包者屬於中國的高收入階層，“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順口溜。《中國青年報》198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年最受人們歡迎的職業前三名分別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和廚師，而最后三名則分別是科學家、醫生和教師。
在那段日子裡，還發生過一件饒有意味的事。
盡管在政策上給個體戶開了口子，但在人們的觀念裡，干個體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連找對象都困難。
1983年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個機關招待所裡，勞動人事部培訓就業局召開了一次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修自行車為業的個體戶。其間，個體戶代表們聯名寫信給大會，希望能親眼見一見黨中央的領導。一個叫成曾樾的年輕干部起草了一封信，並在信封上寫下“呈胡耀邦總書記”。
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會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懷仁堂接見全體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十幾輛轎車魚貫駛入中南海。一個叫彭小平的個體戶特意捏了一組“八仙過海”當做禮品，而來自廣東的個體戶榮志仁甚至得到與胡耀邦近距離交流的機會，“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這個以搞學生餐出名的個體戶回憶道：胡耀邦問我，你當時為什麼賣腸粉，有沒有心理負擔？我說有，覺得不是很光彩。他馬上說，誰說你們不光彩，你們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個體經濟的事業是光彩的事業。
座談會后，胡耀邦隨即在懷仁堂發表了《怎樣劃分光彩與不光彩》的講話。胡耀邦說，請同志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志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
張道陽告訴記者，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有本雜志叫《光彩》，其名稱就來自胡耀邦的這次講話。
1987年，國務院頒布《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在那段個體戶的“光彩歲月”裡，一位美聯社記者曾專程來到北京錢糧胡同，拜訪一位將3台縫紉機抬進臥室、辦起私營西服縫紉店的婦女。該記者在報道中這樣評價眼前的個體戶：“她在賺錢，也在創造中國經濟史。”
人要能挺胸抬頭邁過去，這才叫門檻
張道陽曾經問過單位裡親歷過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個年代的經營環境是什麼樣子的。親歷者告訴他，那時候的市場很簡單，要拿到經營執照很容易，“也沒有什麼人來折騰你”。
某種意義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計劃經濟部門並沒有將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經濟上，嚴格的管理沒有輻射到新興的個體戶群體。
張道陽將1995年稱為分水嶺。那一年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監管部門也隨之轉型，紛紛“把觸角伸了出去”，更多地騰出精力面對所有市場主體。事實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業管理法出台。據他觀察，各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普遍借鑒國際標准，標准“偏高偏嚴”。
張道陽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出於對資源、環境、市場秩序等多方面的考慮，確實應該對各種行業設立相關行業進入標准。
“但這個標准應當實事求是。”他話鋒一轉，“個體經濟的特點就是多層次性。在我國，仍然存在相當多不發達地區，即使在發達地區，也存在相當多不發達角落。就像國際上討論溫室氣體排放標准要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樣，國家的標准也要考慮廣大底層民眾生產生活的現實情況。在這背后，是對個體發展權的尊重和保護。”
他說，如果全國都用一把尺子去評價，無異於通過立法，“合法地把很多人劃入非法范疇”。這會造成極大的灰色地帶，尋租將反復出現。
《網民意見建議》裡，“創收”這個詞不止一次出現。張道陽坦言，越到基層，部門利益表現得越明顯，“每個部門都會想方設法在自己職權范圍內攫取最大利益，把權力用盡”。
張道陽喜歡將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為“門檻”。“門檻是必須的，因為它可以擋水。但人要能挺胸抬頭邁過去，這才叫門檻。如果我把門檻弄得非常高，你隻能爬，或者求著看門的人拉你過去，而邁過去以后就沒人再管你了，那門檻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為了你進門的時候難為你一下嗎？”
2009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曾對攤販經濟進行過實証研究。他認為，過嚴的政府規制，大幅提高了商販的經營成本，商販又不得不將成本轉嫁給市場，便會直接導致食品安全問題。
張道陽與何兵看法一致。“人啊，隻要覺得生活還有奔頭，有前途，有希望，就會自覺地講誠信。你把他逼得沒有前途了，沒指望了，他還講什麼誠信？”他皺著眉頭說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時，他聽過這樣一件事：有個賣米的商人因為向酒廠提供了變質的大米，導致酒廠因生產劣質清酒被媒體曝光，賣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絕望自殺。
當地商人告訴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場環境裡，人們會自覺地遵守公序良俗，賣變質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聲掃地，以后不會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無法生存了。這樣的環境裡，小商人都很珍視自己的商業信譽，有很多家庭經營、父子相承的手藝世家和餐飲老字號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張道陽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在中國自古有之，並沒有現在這麼多形形色色的監管門檻，小商人同樣全靠誠信經營。
“他們幾十年幾百年都那麼賣，其產品也未必比現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問道。
個體戶問題已經從改革問題轉變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
面對個體戶所遭遇的種種困境，有人曾評價，這是個從“改革先鋒”變成“改革棄兒”的群體。
張道陽則察覺到，30多年來，個體經濟的形態並沒有多大變化，但這個群體的組成成分已經改變。
他的感覺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最先沖破傳統體制的力量，個體經濟比傳統的計劃經濟高效得多，而其參與者也是那個年代最渴望經濟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層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呈現，個體經濟變成弱勢的經濟形態，並不會給政府貢獻太多財政收入，其組成成分也轉變為以謀生、糊口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層群體，特別是大量進城務工、創業的農民工群體。
這意味著，個體戶問題已經從改革問題轉變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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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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