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的表象

編者按：德國《南德意志報》6月8日發表《神聖的表象》一文，對上世紀50年代達賴集團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系及達賴的虛偽面目進行了揭露。該報在編者按中指出：“純粹和平主義的代表人物達賴喇嘛對中情局在西藏活動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認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陰影落到了這位神王的頭上。”文章發表后，在德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讀者和網民中引起較大反響。本報現轉載該文的中文譯稿，以饗讀者。 

 

中情局特工約翰·肯尼思·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與達賴喇嘛會面前，感覺頗有些緊張。在此之前，中情局代號“聖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動已經開展了8年。被稱為“公司”(Company)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訓練營對西藏游擊隊進行培訓，並為其提供數以噸計的武器，用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中國。神王也同樣得到資助：中情局每年向其匯款18萬美元，在秘密文件中，這筆款項被注明為“提供達賴喇嘛的資助”。

 

中情局該項行動負責人諾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拜見達賴之前，當然並沒有指望能夠得到這位宗教領袖與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熱忱感謝，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卻也出乎他的意料，現年89歲的諾斯在馬裡蘭州塞維蔡斯的住所裡回憶道。畢竟，那時他們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聯絡人是達賴喇嘛的一位哥哥。“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他面前”，諾斯說話時像祈禱一樣雙手合十，“那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冷漠的會見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禮節”，平時不乏熱情幽默的達賴喇嘛，“顯然並不願意對我表示歡迎。”

 

多年后他才明白，為什麼當年達賴喇嘛要刻意與他保持距離。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清楚地知道，來客的身份意味著什麼：毒藥、謀殺與惡行。諾斯說，“對他來說，我代表著與暴力的關系，身為佛教徒的他當然不能表示贊同”，至少不能公開贊同。

 

對於達賴喇嘛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權威來說，這種關系是難以解釋的。像他這樣的人物，一言一行當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揚的教義。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由劣跡累累的中情局資助和組織的游擊戰與達賴喇嘛所傳遞的非暴力抵抗的溫和訊息，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矛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游擊隊和中情局——聽起來就像將教皇、女人和保時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議。但是，這個世界有些時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

 

諾斯這番話是面對美國電影導演麗莎·凱西（Lisa Cathey）的鏡頭講的。凱西為其導演的紀錄片《中情局在西藏》進行了30余場採訪，對諾斯的採訪是其中的一個。該片預計將於年內制作完成。凱西將其中部分採訪提前發布在kefiblog.com網站上。在這些視頻中，人們可以看到和諾斯一樣的退休特工和白發蒼蒼的抵抗戰士，他們一心想在離開人世之前，把那些他們曾認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訴世人，告訴人們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用閑聊的口氣，講述著一場被遺忘已久的極端血腥的戰爭。這場戰爭從195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后，1959年在尼泊爾。該片導演首次接觸這一話題，是在7年之前。當時，她問父親克萊·凱西（Clay Cathey），為什麼要把“西藏自由”的標簽貼到自己的高爾夫球車上。父親說，他曾經作為中情局的工作人員，在美國中部的科羅拉多州對西藏游擊隊隊員進行培訓。她覺得，這是一段有必要認真講述的歷史。盡管她對西藏懷有一種“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們對中情局曾經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關注。“這與大多數人對西藏的印象，與和平與非暴力，當然是有沖突的”，凱西說。

 

也許目前時機已到。“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們終於可以把那些秘密說出來了”，一位西藏老兵在採訪中說。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便有一些關於中情局和達賴喇嘛的書籍和電影面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扑朔迷離，真偽難辨。他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藏族同胞開展武裝斗爭的全部真相的，這是達賴的標准表態。沒有爭議的是，他的兩位兄長很早就與中情局建立了聯系，此后，中情局成為西藏游擊隊的贊助者。“我哥哥認為明智的辦法是，盡可能讓我避開這些消息”，這位西藏宗教領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他們用閑聊的口氣，講述著一場被遺忘已久的極端血腥的戰爭

 

《南德意志報》和電視雜志“全景”（Panorama）欄目經過調查得出結論：達賴喇嘛與中情局的關系，比他承認的更密切，他對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認的多得多。除了老兵們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幾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國政府絕密文件也指向這一點。此前，這些文件並未引起太多關注。雖然無法証明達賴喇嘛是在撒謊，但他從來沒有說出過全部的真相﹔而雖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難以知曉，但是他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似並不真誠。而對於一位覺者來說，真相從來都不應該以復數的形態出現。

 

根據許多佛教徒的說法，十四世達賴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臨人世后，經過一次次輪回，1935年7月以農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間。他被信徒尊為“神王”、“觀世音菩薩”、“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蓮者”、“無與倫比的上師”和“滿足願望的如意寶石”。雖然這位獲得過95個高級或最高級獎項、擁有數十個博士頭銜的“尊者”——除他之外隻有教皇享有這一官方稱謂——曾經說過，他“願做每個人心目中希望的那個人”，但是這個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並不願意看到，他曾是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顆棋子。與中情局的直接關系與其最高道德權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達賴喇嘛同時也代表著正義與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禱團，也不是虔誠的兄弟會，它意味著對專制政權的扶植和支持，意味著謀殺、綁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他們一手策劃推翻民選政府的暴動，通過所謂“改變健康狀況委員會”（它確實是叫這個名字）做出決議，暗殺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如果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是有危險的”，中情局前局長喬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時說道。無論任何年代，這都是一條明智的忠告。

 

當達賴喇嘛的密使首次來建立聯系時，“公司”裡已經可以嗅到一絲緊張的氣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備忘錄顯示：“中情局的西藏計劃……是建立在美國政府1951年和1956年對達賴喇嘛所做的承諾之上。”達賴喇嘛的密使於1951年通過美國駐新德裡使館和駐加爾各答領館同美方進行了首次接觸，會面的主題是軍事和資金援助。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也參加了會面。同年，美國國防部在致達賴喇嘛的信函中同意為西藏抵抗運動提供“輕武器”，並許諾給予資金援助。

 

1956年，代號“聖塞克思”的行動計劃應時出爐。中情局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該計劃的目標是維護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產主義中國內部針對可能出現的政治動向扶植反對力量”，當然也包括中情局時時處處都在謀求的戰略軍事基地和豐富礦藏。自此，中情局開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島上對游擊隊進行殺人、射擊、布雷和制造炸彈的訓練。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還在訓練中擔任翻譯。隨后，一名波蘭飛行員和一名捷克機械師駕駛一架沒有任何身份標識的B17型轟炸機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游擊隊員。他們的脖子上戴著嵌有達賴喇嘛照片的護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膠囊，用於在被中國軍隊俘虜時自殺。中情局為游擊隊員空投機槍、彈藥、藥物和宣傳材料等補給。美國人向西藏以及后來向尼泊爾總計派出了40架次運輸機。

 

如若沒有這些奇聞異事，人們將以為達賴喇嘛對此一無所知

 

在中情局訓練的游擊隊員護送下，達賴喇嘛於1959年初越過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並開始在流亡中宣揚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隨者們始終與中情局聯系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至於此次逃亡計劃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劃，目前尚存爭議。最近，達賴喇嘛在維也納仍堅稱其逃亡純屬西藏內部事務。

 

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達賴喇嘛在抵達印度數月后，即對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個人支持和物質援助”表示感謝。1960年和1964年，新當選的肯尼迪總統及之后的約翰遜總統也分別收到類似信件。這些致總統的信函對武器、中情局和游擊隊隻字未提。它們字句平和，內容泛泛，典型反映了達賴喇嘛的政策：迄今為止，他仍可以聲稱從未向美國請求過軍事援助，也從未號召藏人拿起武器，這些骯臟差事都是他的上層親信所為。

 

或許達賴喇嘛確實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間緊密合作的每個細節，但也絕非像其表現的那樣一無所知。他應該最遲在1958年就獲知了中情局的准軍事訓練情況，因為據說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兩名受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發射完第一發炮彈后，他們花了一刻鐘時間才完成了重新裝彈。達賴喇嘛笑著對女記者說：“我當時問，難道你們發射后請敵人等上15分鐘？絕不可能。”

 

當時，中情局將訓練基地轉移到了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中的軍事訓練基地赫爾營（CAMP HALE）。當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皚皚、鬆林成片，是美國境內最接近喜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區。約翰·肯尼思·諾斯是赫爾營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稱為“肯先生”，主要負責宣傳培訓。諾斯向鏡頭展示了一張傳單。50年來他保存了當時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驕傲的微笑，說道：“它們解釋了一切，游擊戰怎麼打，我們究竟為何而戰等等”。當時的中情局教官幾乎無人了解西藏，沒人到過那裡，隻有一人懂得藏語。他們行動所用的地圖是一支英國探險隊在1904年繪制的。但諾斯對這些游擊隊員的評價是：“小伙子們讓人大吃一驚”。

 

當時約有8.5萬名游擊隊員活躍在藏南地區，他們統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語“四水六崗”）的代號，分散為小股力量襲擊佔優勢的中國軍隊。他們與中情局緊密合作。一名在赫爾營受訓的游擊隊員曾詢問是否可以配備便攜式核彈，以“殺死成百上千的漢人”。一名“四水六崗”老隊員說：“我們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殺死漢人。”在一部BBC紀錄片中，一名前游擊隊員說：“我們希望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我們會為殺死動物進行禱告，但絕不會為殺死漢人禱告。”

 

戰爭歸戰爭，政治歸政治。1971年時任美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后，美國人終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動。這項行動共耗費了數千萬美元。從該外交轉折那年的一份美國備忘錄可以看出，在當時美國人眼裡，達賴喇嘛在經濟和政治上完全依賴於他們。

 

失去美國情報機構支持后，藏人的抵抗運動迅速瓦解。1974年，聽到達賴喇嘛號召投降的廣播后，最后一批游擊隊員在尼泊爾的流亡營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於接受這一事實，有些人拔槍自殺，有些人投河自盡。一名接受過中情局培訓的藏人放下武器后，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對於一部分“四水六崗”隊員來說，戰斗還沒有結束。他們從尼泊爾流亡至印度，組建了“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這是印度軍隊中一支純藏人組成的秘密部隊。經達賴喇嘛同意，他們於1971年參加了對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的戰斗。隨后在印度軍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勛章的部隊典禮上，達賴喇嘛這一純粹和平主義的最高代言人作為貴賓出席。這位覺者從未宣稱其不犯錯，但是他所宣揚、並且為其帶來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卻已布滿坎坷。

 

距離首次會面大約30年后，達賴喇嘛第二次接見了中情局特工諾斯。已從中情局退休的諾斯向達賴喇嘛提及了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歡迎的感覺。“達賴喇嘛將鞋脫下，把腳收回長袍中，然后說，我們來聊聊吧。”談到此處，諾斯露出激動的目光。他究竟是被達賴喇嘛的反應所觸動，還是僅僅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之中，我們無從獲知。

 

一次“浪漫主義行動”：對於約翰·肯尼思·諾斯來說，這是他職業生涯的驕傲

 

諾斯問達賴喇嘛：“我們的援助對藏人來說是利是弊？”達賴喇嘛以其模棱兩可的典型風格婉轉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時，他站在明處，以和平使者身份公開向聯合國發出呼吁，而與此同時在暗地裡，藏人游擊隊正躲在中情局飛機的舷窗后准備一場戰斗，一場他們的最高領袖所知悉的戰斗。當時中情局的秘密備忘錄對此評價是：“西藏領導層將這支隊伍視為流亡政府的准軍事力量。”

 

約翰·肯尼思·諾斯深陷在沙發中，雙手交叉在腦后，顯得十分放鬆。實際上，他與其說是坐，不如說是躺。帶有黃褐色斑點的眼鏡還有他的胡子，使他看起來心情不錯。他一本正經、一字一句地接著說道：“我們曾經幫助藏人，為實現他們的追求而斗爭。”說完話，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見：在這件事情上，他自認其行為無可指摘。

 

他為“公司”和“西藏事業”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將后者稱為“最浪漫主義的行動”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為他確實是站在“好人”一方的，盡管這位好人對此並不願承認。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2年06月27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