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后省部級官員將影響未來中國

 

 

“60后”省部級官員漸成中國政壇上的一道亮麗風景。據不完全統計，現任“60后”省部級領導干部共有161位，其中省委常委118位。年輕、高學歷、有實踐經驗、人文社科背景等是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

 

在未來五年，乃至十年，他們的思想、特質將影響中國的地方治理，他們的執政風格將影響一批年輕干部。五至十年后，他們中的不少人將有望進入更高領導層。他們將影響未來中國的走向與命運。

 

社科背景特點顯著

 

與“40后”、“50后”相比，年輕務實、高知化、懂經濟、富有個人魅力、社會關注度高，成為“60后”省部級高官最明顯的標簽。他們出生在“文革”時期，在改革開放年代長大，大部分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間進入正規高等院校學習，具有完備整齊的教育經歷。據統計，在已知學歷的159名“60后”省部級高官中，100%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而本科及其以上學歷則佔99.37%。在“60后”省部級領導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接近九成。其中，獲得博士學位者72人，佔比45.28%﹔獲得碩士學位者68人，佔比42.77%。7位“60后”省部級正職官員全部具有研究生學位。這表明，他們的知識化程度高，學習知識的願望十分強烈。

 

統計發現，在158位獲得學位的省部級官員中，人文社會科學學位獲得者有97人，佔比61.39%﹔理工科學位獲得者61人，佔比38.61%。這說明，“工程師治國”的時代漸漸過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領導干部群體崛起，這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趨勢。

 

在97位人文社會科學學位獲得者中，管理學學位獲得者最多，為39人，佔比40.21%﹔其次是經濟學學位獲得者29人，佔比29.89%，而法學學位（包括法律、政治學等專業）獲得者有19人，佔比19.59%。經濟、管理、法律知識與中國國情和發展所需相適應，因此擁有相關專業背景的官員脫穎而出。

 

基層工作經驗豐富

 

不僅如此，他們大部分人經歷更加豐富，有深厚的基層工作經驗。同時，社會對“60后”省部級高官有高度的期待。這不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引起格外的關注，更直接的原因是人們對於目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有些問題存有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現給他們一種希望、期待。

 

統計還發現，在成長路徑多樣化的背景下，交叉任職是“60后”省部級干部相對較多的成長路徑。近幾年，國企高層轉任地方大員或部委主管有增加的趨勢。有企業任職背景的官員通常最重要的特點是其眼光更加寬廣。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從中石化“掌門人”轉任福建省省長的現年50歲的蘇樹林。根據2006年出台的《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實行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之間的干部交流，選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人才到黨政機關任職。

 

分析認為，企業高管在政府擔任高官有明顯優勢。國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業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黨政機構，可以改變其他官員的一些觀念，尤其是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部門需要專業性的官員。

 

以人為本理念凸顯

 

在執政風格上，“60后”省部級高官更加注重民生，更加親民，包容性強，重視法制，凸顯以人為本的柔性治理色彩。

 

在政治學意義上，工作經歷、知識結構、學識背景都是決定執政風格的因素。

 

這批“60后”省部級高官，青年時期適逢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躍，更加開放﹔他們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對中國的基層比較熟悉﹔他們學習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的能力強，具有國際視野，對現代性的認同度較高。這些都是他們的優勢，也是新型治理風格的基礎。

 

首先，他們會更加注重民生，更加親民務實。這些“60后”高官，基本上都有著相對較長的基層工作經驗，了解老百姓關心的事情，清楚他們的利益訴求。當今信息化時代，相對於“40后”、“50后”高官，他們在整個社會輿論監督越來越透明化、公開化的氛圍中，會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眾形象，而親民是其基本內涵，務實是其重要風格。

 

在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在乎民意，依賴民心的背景下，注重民生、塑造親民形象將是“60后”省部級高官贏得威望的重要途徑。這不僅事關黨的執政本質，也關乎這些干部的前途命運。

 

其次，他們更加推崇制度以及柔性治理。鄧小平同志說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規范人的行為，領導隱性化是大的趨勢。隱性化，就是不知不覺地通過制度影響人。“60后”高官有更強的法制意識，而法制是國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們也偏向於柔性化治理，即多溝通、多協商、多民主，尊重群眾，依靠群眾。他們更清楚一味的“強制”“命令”往往不僅不解決問題，還會激化矛盾。

 

成長經歷鍛造風格

 

現年50歲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是位法律專業出身的“60后”省委書記，他為湖南改革賦予了強烈的個性色彩。建設法治湖南，是其執政的一個目標。2008年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是其依法執政的一次重要創新試驗﹔2011年7月，湖南省委正式頒布《法治湖南建設綱要》，法治自此被賦予了制度化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王利民認為，“法治湖南一個很核心的內容就是將權力規制到法律的范圍之內。‘法治湖南’是從領導人接受先進的法治理念開始的，理念影響了他的態度和行為。”

 

同樣，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63年出生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胡春華側重柔性治理，處理社會矛盾時，注意調解和協商。當內蒙古的發展轉型面臨社會矛盾時，他以開明進步的柔化形象贏得了群眾的信任。他曾說，“如果大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

 

如何縮減貧富差距、如何滿足社會期望、如何調和不同訴求……這批“60后”省部級高官面臨巨大的挑戰，這也將考驗他們的施政能力。

 

分析認為，這批“60后”省部級高官的成長經歷將為他們尋找難題的對策提供直觀經驗。

 

專家指出，他們所帶來的新氣象、新風格，不僅將對中國的地方治理帶來大的影響，也將深刻地影響到一大批年輕干部的思想和觀念，並為他們樹立榜樣。

 

執政思路影響中國

 

作為地方領導核心，這批“60后”省部級干部在未來五年中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無疑將肩負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職責。未來十年，這批“60后”將成為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執政骨干，甚至有些人會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國未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進入深水區，會牽涉到更多深層次的利益矛盾，轉型期利益沖突勢必會增多。而這批“60后”省部級高官深刻洞悉了改革開放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唯一出路。所以，無論中國出現任何困難和挫折，這些人都不會把走回頭路作為自己的執政思路，隻會從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角度來思考出路。

 

這批“60后”省部級高官的執政思路和執政能力，將深刻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將直接關乎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維護和鞏固。相信，他們將不辱使命，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抬升到下一個高峰。

 

制圖  潘笑天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2年09月20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