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校撤並何去何從？

21世紀農村教育高峰論壇上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著實讓人沉重：《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顯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對十省農村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學校離家的平均距離為5.4公裡，農村初中生離家的平均距離為17.47公裡。（《燕趙都市報》11月19日）

近些年，伴隨著學齡人口的減少，學校適當調整是一個自然過程，但這個過程在其他力量的推動下，撤並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超出想象。十年裡，全國小學學生減少了37%，學校減少了52%。可以說，許多地方學校撤並的規模幅度，遠遠大於學生減少的幅度。

學校大規模撤並的原因，到底是學齡人口減少、人口流動加快、提高教育質量等因素造成的，還是諸多非教育因素——比如地方財政困境、行政化的推動、城鎮化驅動和效率優先——驅動的結果？這就需要對教育政策演變進行分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內蒙古、寧夏、山西、遼寧等省份就開展了局部的中小學布局調整。1995年，教育部、財政部啟動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1998年教育部明確提出“合理調整中小學校布局”。

1999年6月，國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出“農村學校從現實和長遠出發，更應優化結構，調整布局，適度集中辦學，加速改革發展”。雖然相關政策中，有“要方便學生就近入學”、“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對農村學校適當合並”等要求，但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實中，“選擇性施政”，片面追求教育效益，盲目撤並學校，以達到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008年之后，許多地方撤點並校的動機逐漸復雜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查顯示，有些地方明確通過撤並學校帶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通過“學校進城”迫使學生進城﹔有的地方還總結出“小帶大、大帶小”、“以校擴城”的經驗，大建“教育園區”和“教育城”，將教育當成拉動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

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利益群體——農民恰恰缺位，他們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學校撤並帶來的問題，如今逐一顯現：農村孩子上學路途遠，農村家庭教育負擔加重，低齡寄宿大幅增加，生活設施缺少，學生營養狀況堪憂。

與此同時，輟學率開始回升。河北省教育廳巡視員、中國教育學會農村教育分會理事長韓清林經過統計數據分析，發現近四年來，全國小學的輟學率從5.99?上升至8.8?。

撤點並校的負面效應，得到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012年9月，發布了《關於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明確堅決制止盲目撤並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暫停學校撤並。

長期以來，學校是農村精神文化的中心，教師是鄉村社會的知識分子，對於鄉土文化的傳承、文明的進步起著非常大的作用。學校教育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意志、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家的符號和價值在村庄最好的滲入和載體。曾有學者把學校形容為村落中的國家。

在農村教育高峰論壇上，台灣台東大學教育系講師、曾任台東縣教育處長的汪履維介紹，目前台灣2700所小學中，約600所是學生在100人以下的小規模學校。在台東縣三分之二以上的學校，學生不到100個人，50%的小學不足50人。但是不能撤，因為這樣做會造成很多問題。

在我們建設的美麗鄉村中，學校應該是必不可少的一景。如今，農村學校的消失、兒童的離開，已經造成了鄉土文化的斷裂、鄉村文明的弱化。

韓清林，這位河北省教育廳前副廳長，曾在2010年參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小學義務教育、學前教育階段的起草工作。如今他自我檢討：“只是提出了進行學校標准化建設，而沒有提學校規模化和教學點的保留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有責任的。”

教育無論從形式還是到效果都是一個長期過程，農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通過充分的論証和科學的數據支撐，撤並鄉村學校，應該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主張。如何建立必要的民主程序，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推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仍然是我國教育改革有待解決的重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