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 為什麼中國需要建設國家意識形態？

　　海外網1月29日電 今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發表鄭永年的評論文章，題為：為什麼中國需要建設國家意識形態？文章如下：

　　今天的中國，在意識形態真空的狀況下，就必須首先要造就一種全國人民（各階層、各種族等）都能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這樣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必須是中國的核心價值和共享價值的有機結合。

　　今天的中國，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多元化，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可以說，什麼樣的“主義”都可以從中國社會找到，並且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都有或多或少的社會影響力。這個情況有些類似於晚清和五四運動前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必然的局面。晚清和五四運動前后，各種意識形態的背后是革命，信仰者的動機是通過革命為國家尋找一條出路。沒有人可以排除，今天的一些意識形態尤其是左、右派所秉持的那些大意識形態，其目標也是影響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

　　再者，無論是五四運動期間還是今天，百花齊放體現出三個主要特點。其一，社會層面的各種意識形態大都是從西方進口，很少有植根於中國本土的，也就是說，和五四運動期間一樣，中國社會還是試圖繼續用西方思想來改造中國。第二，代表各種意識形態的社會力量之間不存在任何共識，各種意識形態都在競爭其信仰者，在爭取其在社會的支持者。第三，各種意識形態的不斷激進化，各方都在創造著自己的意識形態神話和烏托邦。不過，也有和五四運動不同的特征。五四運動期間，各種意識形態的信仰者主要局限於知識階層，對普通社會群體來說，這些意識形態離他們的實際生活太遠。不過，當代各種社會意識形態信仰者更廣。一方面是因為今天的社會成員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今天有更有效的傳播方式，尤其是以互聯網為基礎平台的傳播技術的普及。

　　社會意識形態多元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在產生著嚴重的負面后果。首先是政府權威和權力的急劇衰落。

　　第二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溝通無法有效進行。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其意識形態是軟力量，是政府和社會兩者溝通的最有效手段。在官方意識形態衰落的情況下，社會不再能夠理解政府的意圖，社會對政府既沒有信任感，也沒有信心感。相反，因為缺少官方意識形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沖突面就凸顯出來。兩者之間一旦缺失軟力量，那麼雙方的關系必然體現為“硬碰硬”，即暴力對暴力。

　　第三，缺失官方意識形態使得執政黨和其政府內部的腐敗每況愈下。執政黨從前有兩種力量，一是組織，二是意識形態。一旦沒有了意識形態這種軟力量的約束，而隻有硬力量（組織）的約束的時候，腐敗變得不可避免。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意識形態往往扮演一種准宗教的角色，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現在沒有了軟約束，硬力量的應用越來越甚。但腐敗為什麼越來越風行呢？很簡單，個人總比政府聰明。腐敗者總能逃離“硬力量”的約束，被發現腐敗案例總會是少數。腐敗不僅有效損害著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更使得維持政權的成本急劇提高。

　　第四，缺失官方意識形態，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容易發生沖突。一個社會出現意識形態多元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一社會沒有一個主流意識形態。很難想象，美國社會沒有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會成為什麼樣子？主流意識形態是調節社會群體的有效手段。不同社會群體因為利益不同會偏離主流意識形態，但它們的中心仍然以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參照物。沒有了主流意識形態，那麼各社會群體會顯得極其自私，因為它們視自己所信仰的意識形態為唯一真理。

　　第五，缺失官方意識形態使得社會成員，無論是官員還是老百姓，都感覺不到生活的真正意義。中國文化是世俗文化，沒有宗教。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不需要宗教。在傳統社會，官方以儒家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因此儒家也被成為“世俗宗教”。現在傳統文化衰落了，人們便轉向各種主義例如民族主義、民主、公平正義等等尋求意義，把這些視為是“世俗宗教”，但因為大多這樣的主義在中國並不存在，人們很難從這些主義中得到生活的真實意義。當然，也有大量的民眾直接轉型信仰各種宗教，也有人轉向創造宗教（大多是人們稱之為“邪教”的東西）。與之相關的就是中國各社會在商業社會面前顯得焦慮不安，安靜不下來。沒有能夠使人安靜下來的文化或者意識形態，社會就很容易發生動蕩。

　　這些現象表明中國要重建官方意識形態。但官方意識形態並不是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而是指國家意識形態。這裡首先必須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區分看來，因為這兩者可以是統一的，也可以是不統一的。

　　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形成首先是出於革命的需要，是在長期的革命和政治斗爭中形成的，因此黨的意識形態充滿了太多的階級斗爭和其它能夠導致社會沖突的思想因素。建國之后，毛澤東在推行繼續革命的同時努力想把執政黨本身的意識形態塑造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但並沒有成功。繼續革命，就是說執政黨要不斷地破壞其本身所建立起來的制度，而國家意識形態則需要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兩者之間的關系因此表現為嚴重的沖突。

　　改革開放之后，執政黨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抓經濟工作，去（毛澤東）意識形態化成為必然。這並不是說執政黨不需要意識形態了，而只是在當時舊的意識形態有效地阻礙著改革開放，那麼隻好不再強調意識形態的作用，即採用實用主義的做法。現在看來，當時存在的另外一種更有效的做法是，並不否認毛澤東意識形態的歷史作用，而是強調其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當國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的時候，執政黨就必須塑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如果能夠這樣做，就既不會否定意識形態的歷史延續性，也可以有足夠的空間來促成新意識形態的塑造。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改革者可能面對來自內部和社會強大的政治阻力，而不能放棄舊意識形態。

　　不能放棄舊的意識形態表明新的意識形態創造沒有空間。因此，執政黨隻好放棄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努力，這就直接導致了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快速衰落。物質主義或者說GDP主義是指導執政黨行為的非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一個利益主導的政黨和一個利益主導的社會已經使得舊意識形態和中國政治、社會生活完全不相關了。與現實生活不相關，這應當是每一個意識形態的噩夢。

　　盡管已經沒有實質性的內容，但從形式上說，舊的意識形態還是存在著。從政治條件來看，也沒有政治人物可以宣布放棄這種意識形態。要把一種以革命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轉型成為一種以建設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其可能性也並不大。怎麼辦？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考量先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放在一邊，而注重於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的建設。在任何社會，盡管各政黨具有自身的意識形態，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政黨意識形態越靠近國家意識形態，那麼政黨意識形態就越具有生命力。反之，如果政黨意識形態離國家意識形態越遠，就越不被人民所接受，就越沒有生命力。中共是一黨執政，更需要政黨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但應當明確的是，不是強迫社會接受國家意識形態，而是執政黨主動靠向國家意識形態。前者會導致執政黨和社會的對抗關系，而后者則走向執政黨和社會的一致性。這方面，中國數千年的王權傳統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數千年王權沒有中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擁有一種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接受的國家意識形態。盡管每次革命造成改朝換代，但國家意識形態從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統治者越接受國家意識形態，其合法性就越高，統治壽命就越長。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核心是儒家。儒家產生之后首先為社會所接受，然后再被轉型成為王權和社會同時接受的國家意識形態。儒家本來就出自民間，是民間思想，它所談論的大都是社會都能了解和實踐的東西（這點和西方的《聖經》類似）。統治者后來接受儒家，並把它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

　　在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儒家的很多方面也被程式化或程序化，無論是皇帝還是士大夫都要遵循這些儒家儀式。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認同的不僅僅是皇帝個人（或者作為個體的士大夫），而且更是那些皇帝（士大夫）必須遵循的儀式和程式。通過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皇帝和皇帝的位置統一起來了。國家意識形態因此就演變成王權最有效的軟力量。

　　今天的中國，在意識形態真空的狀況下，就必須首先要造就一種全國人民（各階層、各種族等）都能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這樣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必須是中國的核心價值和共享價值的有機結合。作為一種文明，中國文化有其獨特性，有其獨特的價值。同時，作為人類的一部分，作為全球共同體的一部分，中國也存在著和其他國家能夠共享的共享價值。近年來中國社會所討論的“普世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假命題，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是核心價值和共享價值的結合，就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結合。把西方文明視為是普世價值當然有問題，但排斥西方價值也有問題。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很多價值例如理性主義等已經融合了中國等東方價值。

　　先塑造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然后，執政黨再主動改造自己的意識形態，努力向國家意識形態靠近。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越接近國家意識形態，執政黨的合法性就越會高，最理想的就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兩者的重合。

　　簡單地說，要長期執政，執政黨就必須超越自己的利益。在一些方面，中共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在思想意識上，執政黨開始強調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在實踐上，執政黨也已經有了“利益代表”的概念。執政黨作為一個政治過程也越來越開放，開始接受和容納不同社會力量。但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所有這些零零星星的變化不足以導致執政黨根本性的轉型，從而也難以避免因為社會和經濟的深刻變化所帶來的合法性危機。在其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上，執政黨的下一個最重大的挑戰是能否成功塑造一個國家意識形態。毋容置疑，一個能夠以國家利益和中國文明利益為重的政黨會是一個強大的政黨。所謂的“中國夢”就隱含在這個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