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軍民使用的大刀和地雷 　

　　1966年，由川籍抗戰老兵燒制青花粗陶抗戰杯。上面的文字是：“我隻記得八年抗戰，我和日本昨（作）戰，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顆）彈。”

     英國名記者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其中記載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馮玉祥親筆在封面上題記：“紀法細讀 馮玉祥”。“紀法”指馮玉祥的隨從副官馮紀法。

　　樊建川56歲了，穿件軍綠套頭T恤、斜挎布書包，遠看仍是個小伙子。頭一次見面他沒一句客套、寒暄，上來就帶著記者在軍博的展廳裡從頭到尾看《建川博物館抗戰文物展》的展品，同時他的解說就像打開水龍頭一樣地滔滔不絕。如果一時沒有跟上他的思路，他就拍你胳膊或者捅你肩膀。

　　那些展品，都有近百年或者至少六七十年的歷史，盡管隔著冰涼透明的展櫃玻璃，卻似乎隨著樊建川的講解，讓你感到它們的一種“溫度”：烽火連年，129師戰士龍光珍的父母終於收到他寫於1938年6月27日的“萬金”家書，3頁“八行書”字跡工整，最后一頁連邊框外也寫滿了未盡事宜，而第三頁上“兒時刻准備開赴前線與日寇拼死命”的話，讓人感到了中華男兒的一腔熱血﹔一個畫有蒼山野樹茅屋小橋、充滿古意的瓷盤，細看空白處題寫的卻是那首“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做（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是時人為了紀念“九·一八”7周年特意燒制的﹔聶榮臻送給下屬的文件包由“上海榮順”制造，搭扣至今閃閃發亮，一點沒有生鏽，包裡不知裝過多少軍機密文，跟著主人橫渡多少關山﹔蔣中正親筆在“中統”有關汪偽人員有意投靠，希望獲得官職的文件上批了大段表示“不行”的文字，紅色鉛筆的字跡如新﹔細細長長的川軍竹制旱煙杆，上面刻著“上戰場打日寇”的字樣，不知哪位將士在戰斗的間隙曾用它來提神。展覽上好幾幅畫作引人矚目：何香凝的《送寒衣與傷兵回營》畫著累累怪石邊怒放的一枝黃花，張大千之兄張善子為美國援華的飛虎隊所做的《飛虎圖》，兩隻帶翅膀的老虎正凌空翱翔，這兩幅畫分別作於1937年和1940年，都是為抗戰募捐所畫﹔而最小的那幅《勝利之夜》，由豐子愷畫於日本宣布投降后3天，畫面上大人、孩子一家5口在電燈下團圓，戰時燈火管制結束了，平民百姓的興奮心情展露無遺。一件晶瑩透明的小印章，卻有很大的意義：1946年，中國派出數十人組成的駐日佔領軍先遣隊，上校參謀廖季威的這枚水晶印章上刻了“購於東京”的字樣，成為當時中國以勝利者之姿進駐東京審判的歷史見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