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電 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的香港，今日不僅被新加坡超越，也被亞洲其余兩小龍韓國和台灣拋離。問題症結何在？香港民建聯議員鐘樹根近日在《大公報》撰文指出，社會的極端政治化，反對派煽動政治斗爭，導致社會內耗、民生停滯、基建規劃受阻、經濟發展空轉、產業轉型淪為空話等等，都是當中原因。而“佔中”若不能得到阻止，勢成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需引起市民的高度警惕。

　　以下為鐘樹根先生的文章摘編：

　　同為亞洲城市的香港與新加坡，由於兩者都曾經被英國殖民統治，歷史背景相似，人口結構和數量相近，經濟活動也是以轉口港、商業和服務業為主，因此經常被人拿來比較。而事實上，新港在不少國際排名榜上皆出現激烈競爭，例如貨櫃港吞吐量排名、經濟自由度排名、政府效率排名等等，正因如此，兩地才被稱為現代版本的《雙城記》。但故事發展下來，香港卻漸呈墮后之勢，各類排名被新加坡“超車”，令人擔憂這個雙城故事將如何持續下去。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近發表新施政藍圖，其中最受港人矚目的，是宣布增加置業資助，確保月入低至1000坡元（6083港元）的新加坡基層家庭，也有能力購買1房1廳的組屋，變相“有工做就有樓”。

　　新加坡獲得跨越發展

　　在香港，“置業”是每個家庭的夢想，看見星洲（新加坡）人民可以獲得政府資助買樓，難免恨得牙痒痒。雖然有學者認為，新港兩地情況有別，難作比較，但一些反對派人士仍乘機“抽水”，指星洲政府施政的積極進取反映出特區政府如何不濟雲雲。筆者卻認為，本港發展落后新加坡，源於反對派煽動政治斗爭，導致社會內耗、民生停滯、基建規劃受阻、經濟發展空轉、產業轉型淪為空話。

　　上世紀作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香港，向以擁有高效率、高速度的政府、公仆團隊和商業運作而聞名。但16年來，香港政治環境日趨復雜，反對派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選票，愈來愈傾向使用激進和炒作等手段，將政制發展、房屋和經濟議題政治化，令政府施政寸步難行。觀乎今次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資助置業、增加土地供應建屋、擴建機場、搬遷貨櫃碼頭、終身醫療保障、改革教育等措施，感覺上似曾相識，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其實也有類似計劃提出，例如增建第三條機場跑道、增加土地和資助房屋供應、興建十號貨櫃碼頭、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醫療融資、研究15年免費教育等等。那些評論指香港政府不如新加坡，沒有施政藍圖的言論，實在是有欠公允。

　　極端政治化阻礙管治

　　在新港雙城記的競爭中，港方正不斷落后是無可否認的現實﹔而且不單新加坡，亞洲其余兩小龍韓國和台灣，其發展也遠遠拋離香港。究其原因，在於本港社會日趨政治化，反對派喜歡無風起浪，透過司法復核、盲目保育、政治爭拗、煽動示威、議會拉布，甚至佔領中環等手段，拖垮政府提出的施政建議。新加坡提出辟地建組屋，舉國響應﹔香港建議開發新界東北，卻換來反對派激進青年高呼要下鄉耕田、不食內地有毒菜、要保育不要發展等盲目口號。又例如港珠澳大橋對香港的區域樞紐地位至為重要，卻遭無恥“狀棍”煽動老人入稟司法復核阻礙逾年﹔現時機場第三條跑道看來也是難逃司法復核的宿命。

　　香港政壇已經到了一個不理性的地步，反對派不是為了“做好件事”而去反對，而是“為搞亂而反對”。當社會上充斥一種“為反而反”的心態，即使再好的施政建議、再能干的政治領袖，也難以推動社會進步。當年陳水扁在台灣“執政”，大搞“去中國化”意識形態斗爭，全社會就空轉了10年﹔如今馬英九上台，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也遭選民唾棄，台灣轉而重視與內地進行經濟合作，簽署ECFA令島內經濟得以重新啟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例子。反觀香港，我們今天走的，卻是台灣人已經厭倦了的政治內耗歪路。

　　“佔中”成壓死駱駝稻草

　　反對派經常聲稱，香港政治的亂局是源於沒有民主、沒有普選。但事實上，香港現有的民主水平已比殖民時代高出不少﹔至於普選，中央政府也早於2007年12月釋法承諾於2017年實行特首普選，之后再實行立法會普選，以平息本港的普選爭拗，轉而全力發展經濟民生。可是反對派卻不肯善罷甘休，繼續在普選定義和提名資格上大搞分歧，甚至提出違反《基本法》的“全民提名”建議，誤導民情。反對派偏激的政改主張不獲採納，便轉而拖垮本港經濟發展，事事反對阻延，又以佔領中環作籌碼，逼迫中央和港府妥協。

　　面對強鄰環伺，新加坡人講團結，求發展﹔而香港在擁有祖國的強大后盾下，卻不斷內耗自殘。惟有港人充分認識到反對派的禍港陰謀，香港才能在這場雙城記的競賽中從后趕上。

(責編：夏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