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用“底層設計”夯實治理基礎（圖）【2】

　　全國人大代表戴海蓉在駐地修改建議。她認為，在城鎮化過程中，各地應科學規劃，建立適應本地發展的城鄉垃圾一體化處理模式，向全覆蓋、常態化、社會化和市場化方向發展。

　　新華社記者　陳建力攝

　　全國人大代表趙長義說，新型城鎮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人為造城”。

　　新華社記者　楊青攝

　　汪暉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合作，形成的提案有扎實的社會調查基礎。清華、北大、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師生近年開展的一項“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對全國建筑業用工狀況進行了大規模問卷調研，調研報告顯示：2013年超過80%的建筑業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這個數字甚至比2011年還高出5個百分點。

　　《勞動合同法》中的明文規定，落實起來卻無比艱難﹔勞動合同簽訂率隨著經濟發展“不增反降”……汪暉意識到，工人維權不但需要法律支持，還需要組織給力。他在提案的“委員建議”欄中加了一條，希望“通過工會系統監督建筑公司的勞動合同簽訂、工資支付、繳納社會保險、職業安全培訓、發放勞保工具等工作，並在建筑工人權益受損的情況下，第一時間提供支持和援助，介入農民工的維權糾紛，避免維權事件的暴力化”。

　　頂層設計

　　應助社會形成自治能力

　　象鼻嘴村的村民可以說是幸運的，因為黨的基層組織在發揮作用。建筑業裡遭遇拖欠工薪或工傷補償的農民工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缺少談判維權的有效渠道和能力。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做好制度“頂層設計”的目的，恰恰應該是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感受到安全和發展的空間。隻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

　　在採訪中，汪暉說，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該注重社會自治能力的形成。自上而下落實，自下而上探索，整個治理體系才會更好地發揮不同主體的能動性。“公共領域是分層次的﹔對普通人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生活的地方，是地方性的公共領域。”汪暉說，“現在大家經常討論西方制度，其實西方以選舉為中心的所謂民主制度，在實踐中已經遇到很大問題，但也有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比如美國的一些小鎮居民，他們通過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可以和比較強勢的資方或者權力進行博弈，很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說有一些不錯的底層設計，這種地方治理的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借鑒。”（本報記者　楊凱）

(責編：夏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