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簡政放權拒絕“陽奉陰違”（圖）

二道閘

　　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征途

　　徐駿作（新華社發）

放不下

　　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耗不起

　　趙乃育作（新華社發）

權限

　　朱慧卿作（新華社發）

制圖：潘旭濤

    今年全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把簡政放權稱作“改革的先手棋”。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審批事項就達到416項。

　　3月17日，國務院審改辦在中國機構編制網上公開了國務院60個有行政審批權的部門的“權力清單”，強調“清單外不可審批”。

　　但在審批減少、權力下放的同時，在一些地方，普通民眾、企業和社會組織，卻依然有“辦事難”的苦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如何徹底破解“權力截留”或“改頭換面”的困境，真正使簡政放權落到實處，釋放市場的活力？

　　1、效果打折：

　　隱性審批從中作梗

　　“總聽新聞裡說各地精簡了多少審批項目，報了一大堆數字。實際操作中雖然行政審批的項目少了，但需要前置評估的項目多了。”近日，一位切身經歷了“辦事難”的企業家表示。

　　“現在國家的監管部門也在放權，把審批權放在省裡了，但從企業角度來說，還有一些問題。有的項目報上去后，流程比較長，批下來時間比較長。”在日前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談及“投資自由化與企業走向世界”這一話題，民營企業家南存輝如是說。

　　辦事審批時間長、流程多，已經是困擾民眾和企業多年的頑疾。在今年兩會上，各界代表委員對此也多有“吐槽”。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在海南兩會上晒出的“行政審批長征圖”，著實在網上引發了熱議。

　　5頁A3紙、30多項審批、10多個部門、上百個章、最少272個審批日……在感嘆“一塊土地的命運太艱難”的同時，邢詒川表示，審批涉及的部門太多，有時出現多次審批、“章套章”等繁瑣的流程，不僅使辦事變得艱難，更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審批流程多了，廟就多了，燒香的也就多了，不正之風肯定就更多了。”

　　除了審批冗雜麻煩，代表委員更是指出了一些在權力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成為代表委員集中批評的對象。

　　在上海的兩會上，民革上海市委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設立扶持項目、評獎評優項目、命名挂牌項目等進行公共資源的政策性分配，成為事實上的隱性審批設定。

　　更隱蔽而頑固的是行政審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務”。這些由第三方機構完成的評估評審事項雖不屬於政府審批范疇，卻使審批“提速”效果打了折扣，而且收費不菲。

　　“一邊是政府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一邊卻是部分行業協會職能迅速膨脹。”全國政協委員陳經緯批評道。一些地方的簡政放權存在“一邊做‘減法’一邊做‘加法’”的亂象，一些削減的行政審批事項以登記、備案、年檢等非行政審批的面孔出現，並且存在主體混亂、認定標准不一、缺乏必要監管等問題。

　　浙江省人大財經委曾對2000多家企業進行投資環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企業感到最耗時的就是“中介服務”，有10多個項目服務時限為2個月以上。據測算，中介服務時間約佔項目全部審批服務時間的60%—70%。

　　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看來，由於許多行政審批程序規定企業提供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審查意見或檢驗結論，導致一些中介機構取得了類似行政審批的權力，把“隱形審批權”當成掠取暴利的工具。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在一些落實不到位、變相保留的問題。挂靠在政府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和各類公司、行業協會、商會、中介等社會組織阻礙了簡政放權的有效實施。”湖南省冷水江鋼鐵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代富說。

　　2、根本原因：

　　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難

　　中央一系列簡政放權的舉措，力度和決心都可謂空前。但權力下放后出現的新一輪“辦事難”的問題，原因究竟在哪兒？

　　“過去5年我的體會是，推動改革要帶隊伍，進行改革要靠系統，靠系統的干部來執行。不是說中國政府決定要簡政放權、減少審批就能夠馬上做到的，還要有隊伍理念、權力格局、工作方式、知識結構的轉變等。比如我們改為了注重事中和事后監管，但對那些過去做審批業務的人來說，怎麼學會數據分析和事后管理？這要有數據庫，要學會分析、學會發現問題線索，比簡單的審批來說難度高得多。”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副行長易綱如是說。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教授李拓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盡管本屆政府的改革決心已表露無遺，但擺在政府面前的改革阻力卻依然巨大。針對政府自身的改革，本來就有著巨大阻力，而觸動利益的改革則如同逆水行舟，正所謂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都難。

　　“導致這一狀況的始作俑者，正是隱蔽於權力背后的利益。比如大家都在擔心，在貫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進程中，往往會出現明減暗增、隱性審批大量存在的結果，原因就在於，既得利益者還想將利益攥在手裡。”李拓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則告訴本報記者，過去30年來，政府已經進行了多輪機構改革、簡政放權，現在已經進入由注重數量減少到質量提高的階段。

　　“這個過程肯定越來越難，因為這涉及到政府的‘自我革命’或者說是‘權力縮水’。無論是自覺還是被迫，權力都一定會被壓縮和減少，因為我們必須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簡政放權最初肯定是減最容易的、無關緊要的，后面則越來越‘戳到痛處’。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才觸及到了利益的實質，也更能體現改革向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邁進的意義。”楊偉東說。

　　李拓表示，目前簡政放權中的阻力主要來自“利益本身的獲得者”。

　　“一些權力行使人包括政府本身的利益摻雜在其中，會帶來阻撓、遲滯改革進程的現象。改革不管動了誰的奶酪，都會遇到阻力。因此，從高層到基層，權力運行的相關層面都要做好相應的准備。下放審批事項和公布權力清單，本身是一個理念變成程序的過程，需要磨合。下放之后怎麼把權力交給地方和市場，也有一個過程。”李拓說。

　　3、破解之道：

　　優化權力行使流程

　　對於新一輪簡政放權中出現的“新辦事難”現象，應當如何化解？

　　3月23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談到簡政放權時說，行政審批的不斷減少確實帶來了效果，煥發了市場活力。但我也知道，大家會有擔心，因為過去中國有過“放亂收死”的教訓。在我看來，放權是兩方面的，一是政府取消對市場不必要的干預，要放開審批、放開市場﹔另一方面則是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何在不同級別的政府間確定管理責任，這就涉及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問題。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針對審批事項的不同類型，應該採取不同方式進行處理。

　　“對民間和居民個人的審批，如各種証件的辦理等，地方政府要學會做‘減法’，隻要是有利於群眾利益的就要大膽地刪繁就簡，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務和管理上﹔針對企業的各種審批事項，最容易發生權力的尋租。有些腐敗很隱蔽，為此，我們要把權力放在陽光下‘晒一晒’。建議對那些目前仍需要保留的審批事項，每個審批件都要拿出來公示，用終端的透明來倒逼審批過程必須堅持清廉。同時，對於那些涉及審批事項的權力部門，無論我們花多大力度去監管，都是必要的。”葉青說。

　　也有專家呼吁，要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動行業協會和中介服務組織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這些機構要“去行政化”。

　　全國政協委員周漢民建議，要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國家和地方應編制收費項目清單並向社會公布，對沒有列入收費清單的項目一律不再收費。

　　民革上海市委提出，應進一步建立審改工作的評估機制，從合法性、成本效益、群眾意見等角度，對審批事項、審批方式等做出評估結論。

　　在李拓看來，對於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來說，簡政放權不是權力簡單的“挪窩”，並非“一放了之”，而是權力歸位，是對權力行使的流程進行優化再造，從以往的“重審批輕監管”向“輕審批重監管”過渡，為市場主體以及社會民眾提供更加科學、高效的市場環境。“政府要避免在掌舵市場發展方向的同時肩負劃槳重任，不該干的事情不能插手，不能又當裁判又當運動員。”他說。

　　楊偉東表示，無論怎麼放權，對老百姓來說，一定要有機構和政府部門來辦事兒。“簡政放權不是政府自說自話、自我標榜成績，不單純是數量的減少、層級的降低和事務的簡單刪除，而且要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實惠和方便，這是根本的評判標准。”他說。

　　在今年全國兩會后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表示，去年一年，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審批事項就有416項，釋放了給企業鬆綁、讓市場發力的強烈信號。結果，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也少了。

　　去年，全國各類企業登記數比上年同期增長25%，其中民營個體企業增長37%，帶動了民間投資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長。

　　李拓表示：“正如新一屆政府所明確表示的，絕對不允許明減暗增，要杜絕反彈，該放的必須要放，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減少行政審批，提高行政效率。”（本報記者　申孟哲　葉曉楠）

(責編：梅亞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