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2014年高考作文：一手思辨　一手鄉愁【2】

　　輿論中心：高考作文成“新民俗”

　　高考作文的“社會議題”性質，在新媒體時代尤為凸顯。從7日公布到8日，短短兩天，在微博上，關於高考作文的話題就有近3000萬的閱讀量。

　　而在高考開始前，6月6日，手機百度聯合百度指數和百度搜索風雲榜發布的《手機百度2014高考藍皮書》顯示，在移動搜索中，語文是檢索次數最多的科目，而作文更是佔據九成以上的份額成為關注焦點。

　　事實上，近年來，每一次公布高考作文題目，總會激起網上熱議，這也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一種“新民俗”，可謂全民參與、“全民作文”。在這種背景下，高考作文可以說不僅是考學生，也在“考”老師和命題人，因為人們討論最多的，往往是哪些省份的題目出得好，哪些省份的題目出得不好。

　　為何高考作文總是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

　　“相對於其他科目來說，語文是最具有社會性的，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置身其中，獲得一種參與感。”溫儒敏說。

　　但溫儒敏同時指出，對於語文學科和語文教育來說，網上的議論大多是經驗性的、調侃性的，所以有時難以進入到對語文學科和語文教育的科學探究中去。

　　何杰也有類似觀點。他認為，對高考作文的熱議，一方面可以促進一線教師與命題人在出題的過程中更加認真謹慎，另一方面，還應當引導人們更加關注教育教學本身，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被熱炒的話題而存在。

　　“好的作文題目應該具備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公平性，即必須保障題目對於每個同學都是有話可說、有內容可寫的﹔二是挑戰性，即以思維的挑戰性來區分作文的高下優劣，從而讓讀書廣、有見識的同學能夠脫穎而出。”何杰說。

　　溫儒敏表示，高考作文題目要貼近時代，貼近學生們的日常生活，這樣才能讓學生們有話可說。規定性太死、遠離同學們生活實踐的題目，必然會導致空談，學生們隻能依靠猜測和搬用格言警句、古典詩詞來填充思路的空白，最終寫成了套作與模式化的作文。

　　何杰同時指出，在關注高考作文本身的同時，也不應忘記高考作文在學生學習、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高考作文本質仍然是寫作。它的直接目的雖然是應試，是進入大學校門的一塊敲門磚，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實際上是通過對學生的表達、積累和思維的訓練，來幫助學生進一步適應日后學習、生活與工作中的實際需要，因為寫作能力的訓練實際上也是一種思維能力的訓練。”

　　溫儒敏表示，高考作文應更多地引導學生放寬視角，關注時代與社會，而不是局限在課本范圍內。要寫出優秀的作文，要培養全面的能力。因此，所謂“考前預測”意義不大，在高中三年的寫作訓練中，應當著重培養的是學生的思維能力、快速反應和對各種不同材料的把握，並把它變成一種綜合的思維能力，這樣在考場上才能更加收放自如。

　　高考作文：關注時代與思辨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一部高考作文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當代史。

　　從1952年到1977年，全國高校統一招生制度斷斷續續地走過了25年。在不多的記載中，一些高考作文題目，都鮮明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比如，1953年，高考的作文題目是“寫一個你熟悉的革命干部”﹔1956年，題目則是“我生活在幸福的時代裡”。1960年的“我在勞動中受到了鍛煉”、1963年的“‘五一’勞動節日記”、1964年的“讀報有感——關於干菜的故事”，1965年的“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每一道作文題，都彰顯出時代的特色。

　　1977年，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在鄧小平力主下恢復。自此，對高考作文的關注就從未離開過人們的話題和視野。

　　恢復高考后的最初幾年，作文題目的政治指向性較為突出。比如，1977年，北京市的作文題為“我在這戰斗的一年裡”，上海的作文題為“在抓綱治國的日子裡”，西藏的作文題則為“我的革命理想”。1978年，全國統一的作文題目則是縮寫“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進入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高考作文題目中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對社會的關注則逐漸上升。比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就成為1982年的高考作文題目，而環境與生態問題，則連續出現在1985、1986兩年的高考作文中。

(責編：夏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