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思維模式問題

摘要：如果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因為理論准備不足，理論准備不足是因為缺乏現代政治觀，那麼是不是確立現代政治觀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這樣推論下去是無解的，因為這樣是把問題搞顛倒了。我認為，與其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因為沒有確立現代政治觀，不如說我們整個理論思維模式還存在較大問題，說到底還是革命黨思維向執政黨思維轉變沒有完成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都有所表現。

原標題：現代政治觀的思維模式障礙

王長江

與其說因為沒有確立現代政治觀，不如說我們整個理論思維模式還存在重大問題，說到底還是革命黨思維沒有向執政黨思維轉變的問題

中國確實需要樹立現代政治觀。理解和把握政治問題如果沒有新的思維，許多問題難以推進，很多問題無法解決。遇到問題繞著走，可能繞著繞著就又走回老路。前段時間，溫總理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維重現。這種重現在我國並非沒有可能。

理論思維模式還存在較大問題

什麼叫政治觀？政治觀是在一種理論指導下對政治的看法。用世界觀來分析政治就是政治觀，分析歷史就是歷史觀。所以，應該是理論決定“觀”，而不是“觀”決定理論。如果不這樣理解，就無法正確把握理論和“觀”的關系。就政治而言，如果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因為理論准備不足，理論准備不足是因為缺乏現代政治觀，那麼是不是確立現代政治觀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這樣推論下去是無解的，因為這樣是把問題搞顛倒了。我認為，與其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是因為沒有確立現代政治觀，不如說我們整個理論思維模式還存在較大問題，說到底還是革命黨思維向執政黨思維轉變沒有完成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都有所表現。

改革，不能指望事先就有一套完整、詳盡的理論。美國搞民主，並不是先弄清了民主的內涵、外延，哪些是系統的，哪些是不系統的等等才開始行動的。相反，他們只是在實踐中覺得可用就用了，后來人把這些做法概括總結起來，加以提煉，才形成了民主的理論。例如，當“五月花”號駛往北美大陸的時候，大家考慮到達后怎麼去佔地：是否誰塊頭大、力氣大就可以多佔？是否誰厲害就可以趕走別人？恐怕不行。為了不致混戰，大家認為有必要定下規矩。於是大家坐下來商量，定下規矩上岸后就按規矩辦事。這是什麼？這就是民主。在意見充分協商之后大家執行，這不就是民主嗎？設想先有民主的定義和概念，爾后才有民主實踐，那是可笑的。確立觀念更不等於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那是不可能的。總之，可以有戰略性的頂層設計，可以有理念、有目標，確定改革的導向和邊界，但不能簡單地從概念出發。

革命黨思維難以轉變的兩個原因

十六大報告曾經明確提出了黨的歷史方位的深刻轉變：由“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革命黨）成為一個領導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執政黨）。”這說明，我們黨認識到了革命黨和執政黨的重大區別。但從實際情況看，這個轉變無論是從思想上、理論上、理念上都沒有完成，確切地說，這個轉變正在進行過程中。革命黨思維始終若隱若現地影響著我們對現代問題的思考，特別是對政治問題的思考。我們經常會掉到革命黨思維模式中。革命黨思維造成了對很多政治問題，包括對民主問題認識的誤區。

革命黨思維向執政黨思維的轉變遲遲不能完成，有兩個原因。

一是思維方式有問題。中國從接受蘇聯模式之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就開始被曲解了，實踐漸漸變得不再是檢驗真理的標准，而是理論成了檢驗真理的標准，唯理論“馬首是瞻”，用書本的結論去衡量現實。搞計劃經濟如此，犯的很多錯誤也源於此。比如，在處理黨政關系上，權力高度集中，實行一元化領導等等，說到底都是從蘇聯人解讀的所謂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出發的結果。如果老百姓對我們的決策不滿，就認為百姓是落后群眾﹔老百姓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就說他們隻看到眼前利益，而黨代表的是長遠利益。理論成了判斷實踐的標准，必然要犯教條主義，這種情況直到現在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對傳統理論有所突破，但突破的大多數只是觀點，如市場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股份制既不姓公也不姓私，資本主義可以用我們也可以用，等等。但這僅是觀點的突破，並沒有提升到整個理論的高度。因此當遇到重大問題時，我們往往又會回到到底是根據既有理論判斷實踐，還是根據實踐來發展理論的糾結中。

二是利益問題。我們有一套從蘇聯人那裡秉承而來的理念，並據此設計了一套體制，這套體制在運行過程中低效，逐漸失效，走進死胡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是效率方面。最大的問題是既有的權力配置會沉澱出不同的既得利益，不合理的體制會沉澱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產生既得利益。這樣帶來的問題是，當改革涉及利益分配時，體制內一些人和部門想的不是正義在哪裡，而首先想的是我的利益怎樣才能免遭削弱和損害，而且往往到意識形態中去找理由。比如，在不少人的頭腦中，加強黨的領導、不能“削弱”黨的領導，其實只是加強部門權力的代名詞﹔“不能違反黨管干部的原則”，實際就是在干部問題上保留部門和少數人說了算的權力。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的理由背后，實際上是對既得利益的極力維護。不調整、 不打破這些既得利益格局，重新配置權力，就沒有辦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確切地說，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本質。

兩套理論並存，卻缺乏系統梳理

我們剛才講到革命黨思維難以轉變的兩個原因。這兩個原因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觀念產生了體制，體制維護著利益，利益反過來又固化著觀念。現實就是這樣：體制沉澱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格局和意識形態回過頭來又對深深打上蘇聯模式烙印的傳統體制起維護作用。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問題在於，它雖然有利於高度集權、黨管一切，但是妨礙了社會發展。從表現上來看，黨的執政地位堅如磐石，但經濟發展不起來，最終必然影響執政黨的地位，也正因為此，鄧小平才提出要搞市場經濟。

但是，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市場經濟的起點是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計劃經濟的思維恰恰是不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由於壓抑人對利益追求的思維與戰爭時期對人們的要求相合拍，因而從革命黨轉到領導計劃經濟的黨感覺很順，用革命黨的思維思考問題理所當然。革命時期，人們不能光考慮自己的利益，有時應當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獻出生命，來為奪取政權這一共同目標而奮斗，這是講得通的。到了計劃經濟時期，人們也是為實現一個既定的目標而奮斗，大家都無條件地服從這個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思維仍然管用。從這個角度來看，計劃經濟黨與革命黨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強的繼承性。從某種程度上說，計劃經濟思維就是革命黨思維在建設時期的具體表現。

與此相反，市場經濟則首先是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以此為起點，它會產生自己的邏輯，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論。當然，這中間有許多內容是西方國家發明的，因為人家的市場經濟發展走到了我們前面。但從本質上說，這些東西盡管帶有西方的色彩，卻是所有市場經濟都必須遵循的規律。於是，我們面前就擺著兩套理論：一套以否認人對利益的追求為起點，另一套以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為起點。兩套體系，起點不同，邏輯不同，不少結論也完全相反。這兩套東西共同存在，顯然存在矛盾。對於我們這個執政黨來說，兩者擇一會很難：既不能回到計劃經濟，也不能全盤接受市場經濟理論，完全拋棄自己的過去就失去了根。但要把二者融合起來，就需要進行系統的梳理，弄清哪些是過時了的、需要剔除的，哪些是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對與發展市場經濟直接相矛盾的那些部分，該放棄的放棄了，該否定的否定了，但對全部理論，卻缺乏系統梳理。結果，遇上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時，人們可以為了各自的偏向，在同一個執政黨的理論中找到完全不同的依據，理論本身充滿了矛盾。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推進緩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依然有不少人在用計劃經濟思維思考政治體制問題。這種依據在我們黨的理論中是存在的。總之，兩套體系在運作，是造成我們認識混亂的重要原因。

現代政治觀的內涵就是如何理解民主

無論是對執政黨理論的系統梳理，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實踐本身的推進，都有相當的難度，原因也在理論和實際的復雜掣肘。大多數人都說民主好，但又為什麼做起來容易畏首畏尾？其實，並不是理論上搞不清楚，而是因為既得利益在背后作祟。傳統理論和體制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的支撐，這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它使我們在改革面前往往面臨選擇，其實就是政治勇氣的問題，就是我們黨有沒有決心和勇氣打破現有權力配置格局，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撓。這是關系到整個黨的前途的問題，應當從保証黨長期執政的高度來決斷。

說到現代政治觀，實際上主要還是一個怎麼理解民主和民主政治的問題。總體上看，我們過去較多是囿於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過於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忽視了政黨執政活動的一般性規律。規律反映事物的本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而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迷惑。這些說來誰都懂的常識，在政治領域、特別是在民主問題上卻時常得不到認可，甚至成了禁區。例如，民主政治在發展進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則，這些原則背后往往是西方國家的長期實踐，往往帶有很強烈的西方色彩。然而，並非帶有西方色彩的東西就一定是西方的東西。事實上，人類社會積累的許多寶貴財富是人類的共同財產，但往往誰發明的便會更多地帶有誰的色彩。去除這些色彩，看到它本質的東西，而不能因為帶有它們的色彩就簡單地拒之門外，這才是科學的態度。這仍然是思維方式的問題。革命黨可以一聞到敵對階級的味道就提高警惕、防止滲透，以保純潔，但如今執政了還依然如此，肯定不行。我以為，討論現代政治觀，最重要的意義概在於此。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人民論壇記者徐艷紅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