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更多理性思考和聲音”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日前在香港發表演講說：“一個地方法院，不能宣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無效及違法……如果法官知道中央與特區的關系，便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她的演講被某些輿論批為“影響司法獨立”。這場風波究竟是怎麼回事？香港社會、法律界為何對國家主權及中央和特區關系認識不足……

　　記者：您的演講被外界指為“影響司法獨立”，這是怎麼回事？

　　梁愛詩：這次演講引起部分政客、媒體反彈，實在出乎意料。首先要指出的是，這是一次學術演講，我一共講了十多個案件，涉及臨時立法會、國旗法、居港權、中學派位、鄉村選舉等很多方面。其次，所謂“司法獨立”，不等於法官不能被批評，而是任何人不能批評法官影響其判案。美國總統也曾屢次批評法院裁決。我所談及的問題與正在審判或將要聆訊的案件無關。至於我作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只是一個咨詢的角色。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正式法律解釋外所講的，也不能影響法官判斷，我的話更不可能影響法官裁決。

　　前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也說，每個人，包括自己在內，都有言論自由，不會因為這些言論使司法獨立受干預。這次風波之所以引起反彈，很大原因是外界對“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的理解有偏差。公眾常有誤解，傳媒也不了解，或者是故意不了解。有人利用政客和公眾的誤解，利用目前社會上的種種不滿，故意誤導市民。現在的香港需要更多理性、冷靜的思考。

　　記者：您提到香港社會、法律界對國家主權以及中央和地區的關系認識不足，為什麼會這樣？

　　梁愛詩：“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雖然在香港實施已經15年，但香港社會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仍有不足。很多人簡單地將“一國兩制”理解為，除了國防、外交，中央什麼都不能管。這是錯誤的。要了解“高度自治”，首先必須正確認識中央和特區的關系，以及香港的法律地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高度自治的權力授給香港，條件是特區必須按《基本法》規定行使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基本法》在多個方面定明中央權責，例如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政制發展的參與、司法互助與外事等。因此“高度自治”必須在《基本法》的基礎上理解。

　　殖民統治期間，港人的國家觀念薄弱。回歸前的司法界，過半是外籍人士。無論法院或行政人員，對主權認識不深，隻懂以普通法原則處理問題。而《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中國的法律制定，不能單從普通法來解釋，有時還須從它的精神去體會。由於兩個制度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在香港有時被認為是中央對特區的干預或影響司法獨立。其實，由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是香港憲政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隻解釋《基本法》，不解釋特區的法律，也不審理特定案件。因此，並不構成干預或影響司法獨立。

　　香港回歸以來經歷4次釋法，其中一次是由法院提請，三次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提出，其中涉及的兩件案件審判，法院都接受了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因此它們的合法性已經被香港法院肯定。

　　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回歸15年來的法制發展？

　　梁愛詩：有些人認為，“五十年不變”就是香港的一切事物停留在1997年6月30日，什麼都不變就是成功。這是錯誤的。“五十年不變”是指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不變，並非香港的所有情況不變。

　　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很多事情都和法律制度一樣，都處在發展過程中，在變化中引起爭議。我們不能因為遇到一些法律上的紛爭，就說法制被破壞了，也不能碰到一些問題，就下論斷“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香港有穩定的制度，受《基本法》保障，不會輕易改變，這是長期打下的基礎。同時又有靈活的普通法。這兩方面應該結合起來，而不是相互對立。在這個磨合過程中，當然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我並不擔心。在爭吵的表象之下，香港社會制度依然穩健。

　　記者：很多人都說香港目前社會高度政治化，您怎麼看？ 

　　梁愛詩：目前的香港社會缺乏正能量，有些人隻看到負面，而很多看到正面的人都沒有出聲或不敢出聲。

　　擾攘許久的國民教育課程爭議，很多反對者以“為了下一代”為由，不希望被“洗腦”，但其實真正看過課程指引的又有多少人？國教課程招來社會強烈反彈，其實無關“洗腦”，是社會政治化的結果。現在的香港還有人用殖民地時期的旗幟表達不滿。與其說是對過去的懷念，不如說是對現實的不滿。這種情緒隻會繼續加深社會矛盾，對香港發展沒有益處。

　　香港目前有很多問題，但是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必須一步一步來。如果什麼都跟政府作對，然后又說對政府不滿，其實是不負責任。香港管得好不好，不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的，也是每個市民的責任。言論自由、法制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向往民主，必須有寬容之心，才能海納百川，因此我希望理性的聲音，無論支持或反對，都能有充分表達的機會，也希望大家都有勇氣講出心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