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晴：中國崛起，也是億萬人苦干出來的

最近，電視劇《溫州一家人》正在熱播，講述改革開放初期溫州某家庭奮斗創業的故事，劇情讓人感動，也讓筆者思考中國30多年來崛起的另一個因素。過去我們常講制度、執政黨領導力的貢獻，這是對的，但人文因素也不能忽視。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是不斷改革開放帶來的，也是億萬人民干出來的。

在人類歷史上，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一種多民族多元一體的文明，而且一直延續下來。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都中斷過，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是從阿拉伯典籍中尋到精神火種的。中國在農耕文明時代曾領先世界，但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好，大河治理和灌溉農業為生存之必須，有研究者認為，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生和演變的重要因素。

在與較為惡劣的生存環境的抗爭中，中國人養成了極能吃苦、極能忍耐、極能開拓生存之路的民族品格。在雲南和順，有男孩成年后必須向南闖的民俗，其離家出走，頗具悲壯色彩。美國修造東西大鐵路，招募的近十萬華工居功至偉，其吃苦耐勞，善於學習的能力讓工程組織者感嘆。但在工程竣工典禮上，卻沒有華工的一席之地。

在中國當代工業化進程中，中國人的這種民族品格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億農民加入工業化大潮，對中國基礎設施的改善，對從勞動密集產業起步的工業原始積累，均作用巨大，居功至偉。相比西方靠殖民掠奪和羊吃人而完成工業原始積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要來得“干淨”。

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不同地域的發展也有不同的地域人文特色。例如，廣東、福建一帶有向外闖的傳統，僑匯僑資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比較大。浙江的工商業傳統比較強，民營經濟比較發達。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擁有一種能迅速集資的信用機制，使其在中國經濟中獨樹一幟。江蘇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有較強的集體經濟，干部“對搞經濟有濃厚興趣”，走出了有名的蘇南模式。近十多年，在中國工業向高端演進的過程中，不同地方都在根據自身特點進行嘗試和變革，中國人具有很強的以變應變的適應能力。

近代以來，中國在工業文明時代是落在后面的。落后就會挨打，也是上兩個世紀的一個基本事實。由此，中國人形成發憤圖強的集體意識，在老一代知識分子和工人中，有鄧稼先、錢學森的“雖九死而不悔”，有王鐵人的“寧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這種集體意識成為中國工業化的精神支撐，同時也成為一種國家意志。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中國人的勤勞、堅忍、靈活、大局意識和發憤圖強造成了中國工業化的獨特路徑。在中國已初步實現工業化的今天，這些民族品格仍是不可離棄的。這是中國的立國之本，也是中國作為有聲有色大國存在的精神內核。（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