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半數台灣人

　　認同是中國人

　　記者：就您的觀察，您認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有多高？

　　黃清賢：還是那句話，數據最客觀，我用數據說話。台灣競爭力論壇在今年的2月、4月、6月進行的民調顯示，受訪的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分別是90．4%、89．3%、84．8%，平均八成八以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分別是61．1%、57．5%、54．1%，平均近五成八。

　　我要說明的是，這組數據是在沒有把“台灣人”和“中國人”排斥開來得出的，比如問題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關系”時，選項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台灣人但不否認是中國人”。

　　因此，我認為兩岸的認同有其樂觀方面。台灣人對“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概念與定位有認同基礎。

　　大陸推動兩岸

　　認同較積極

　　記者：民意是可以塑造的，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是否會受到當局政策的影響？

　　黃清賢：從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來看，台灣民眾認同“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比例在李登輝執政時期發生反轉，認同“中國人”的開始低於“台灣人”，這與李登輝1993年開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等政治活動有關，而1994年的《台海兩岸關系說明書》更是將兩岸主權合一的“一個中國”，逐漸異化成歷史、地理、文化、血緣的“一個中國”。接下來1995年台海危機、1996年“大選”凝聚對抗大陸的投票意向到1999年的“兩國論”，都是這種異化后的產物。

　　2000年陳水扁執政后，又激進地走入“一邊一國”、“終統”、“正名”、《正常國家決議文》。雖然2008年后兩岸積極互動，已簽署了19項協議，可是隻能在“九二共識”擱置“主權”爭議的權宜下展開協商，“一個中國”能否回到兩岸主權統一的內涵，答案很難肯定。

　　記者：那兩岸官方對此就無能為力了嗎？

　　黃清賢：大陸呈現出增進兩岸認同的積極取向，相對而言，台灣執政黨較為消極。因此，兩岸關系要邁上新台階，要走向政治對話，台灣民眾的支持、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是關鍵之一。

　　利益增加不

　　等於認同提升

　　記者：現在大陸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伙伴，“兩岸攜手賺世界的錢”這句話曾經贏得熱烈掌聲，但為何經濟熱沒有破解“經熱政冷”呢？

　　黃清賢：如果經濟利益能轉化為認同提升，那麼美國、日本都曾經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伙伴，但台灣人沒有認同自己是“美國人”或“日本人”啊。

　　的確，2008年開放大陸游客后，僅團體游客就給台灣帶來了2000多億元新台幣的收入。台灣出口到大陸的ECFA早收計劃全部產品從2013年起已降為零關稅。但是為什麼台灣人對大陸的認同沒有明顯增加呢？

　　我認為一是這些數字不代表普通台灣人都利益均沾﹔二是利益增加不代表能轉化成認同提升。

　　認同有本質性認同，即先天給定的，通過共有的象征符號、集體記憶、語言、文字、習俗、神話等形成，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形成了意識形態、政治、宗教等。也有后天形成的建構性認同，即從政治認同動員出文化認同。

　　兩岸有本質性認同的優勢，縱使經歷日據時代和1949年后的兩岸分離，雙方仍因同文同種存在相當程度的本質性認同。但在建構性認同方面，台灣在1990年后強調的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一次次在選舉動員中被深化，這種認同的深化令“本質性認同”被異化，甚至出現“反認同”的現象。

　　建構兩岸共同

　　經驗與命運

　　記者：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歷史的、政治的都有，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還有誤解或者說不信任，兩岸之間還有認同的距離，既然厚植經濟利益也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那麼，您認為，下一步兩岸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

　　黃清賢：兩岸若要深化認同，除了已經有的經濟合作、各界交流之外，必須建構起共同命運，即自己的生存、健康、幸福取決於整個群體的情況，這體現在共同利益上，也體現在遭受共同威脅上，比如兩岸現在可以從共同面臨全球經濟不景氣風險、東海與南海沖突等問題著手，走向共同參與國際事務、軍事止戈立信、簽署和平協議。當兩岸擁有了共同的奮斗目標，尤其是攜手解除威脅時，兩岸休戚與共的共同經驗和共同命運就建立起來，這才是凝聚認同的堅實基礎，這樣的兩岸關系將可締造兩岸人民的幸福未來。（本報記者　陳曉星）

(責編：夏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