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改變中國：教育部高校78%校長是海歸

前不久，在國內最大的留學生社會團體——歐美同學會舉辦的北京論壇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累計有近82萬名留學人員回國。

據統計，1872年之后的百年間，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不過13萬﹔1978年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超過230萬。其中，自費出國留學人員200多萬。

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優秀的海歸群體積極投身高科技創業、關心公民社會建設、關心環境保護，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生態格局。像百度、搜狐、新浪等互聯網高科技，“海歸的推動功不可沒”。

此前的多項統計顯示：教育部直屬高校中，78%的大學校長是海歸﹔中國科學院81%的院士、中國工程院54%的院士，有留學背景﹔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人中，21人是海歸……

馬軍：發現環境保護動力

在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馬軍認為找到了中國環境保護的一種動力——環境信息公開。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一年的訪問學者經歷，“所得甚多”。從美國回到國內后，他創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成為這家NGO(非政府組織)的創始人，開始致力於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污染防治。

出國之前，馬軍已經開始從事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他編寫的《中國水危機》一書，1999年年底由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2002年，馬軍進入一家國際環境咨詢公司工作，負責為在華投資的海外企業提供有關中國環境、健康和安全相關政策和法律的咨詢服務。

當時，中國的環境挑戰已經非常嚴峻：水污染讓一些地區的農村人口難以喝上潔淨的飲用水，土地污染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出現。但在當時，如果要找公開的環境質量和企業違規等數據，則非常困難。

“后來，耶魯大學北京同學會叫我去做演講，講中國面臨的水挑戰。耶魯畢業的一個教授聽到之后有很多感觸，就跟我見面，說希望推薦我去耶魯做訪問學者。”馬軍回憶說。

耶魯大學有一個世界學人項目，每年從全世界挑選十幾個人到耶魯大學，一起討論全球面臨的挑戰。馬軍申請的就是這個項目，競爭激烈。

2004年7月，馬軍經多輪選拔赴美國。在耶魯大學期間，馬軍選修了環境法與政策課程，詳細了解美國環境法的來龍去脈。

馬軍發現，在美國，公眾的廣泛參與推動了環境保護。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水污染相當嚴重，公眾通過“世界地球日”等行動表達意願，最終推動國會立法，成立專門的環保機構和一整套制度，保護環境。其中，正是環境信息公開推動了公眾參與。

馬軍認為，如果公眾都不知道飲用水發生了什麼事，周邊水環境是什麼狀態，那些違法企業是怎麼違規排放污水的，怎麼能夠有機會去參與呢？

2003年，我國出台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明確規定了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利。國內的早期環保NGO轉向參與重大環境決策，切入公共決策。以怒江建壩為例，綠家園、自然之友等環保NGO開始介入，促使高層慎重決策。

“中國剛好跨越式進入信息時代，也為環境信息公開開辟了一定的空間。”馬軍說，“美國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可以為我們借鑒。”

正是在課堂上，馬軍形成了通過環境信息公開推動中國環境保護的想法。“國內環境執法不嚴，環境訴訟非常困難，企業環境保護的動力嚴重不足，環境信息公開就是這樣的動力。”

回國后，馬軍在2006年年初開始籌備專門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組建專門平台——環境信息公開的數據庫。

2006年9月，馬軍組織編寫了我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公眾通過該地圖，可以檢索到全國31個省、近300個地級市的水質、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中國水污染地圖”還公示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企業。

此后，馬軍的團隊又發布了“中國大氣污染地圖”數據庫。

馬軍認為，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任何一個部門一個機構或者個人所能解決的，它必須要有更廣泛的參與，包括眾多NGO的參與。

2007年，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淮河衛士等在內的多家環保NGO，聯合發布“綠色選擇倡議書”，號召消費者關注企業的環境行為。

2008年5月1日，《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施行。馬軍透露，環境保護部在制定該辦法時，與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內的很多NGO進行了交流和探討。

此后，包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在內的多家環保組織與全國30多家IT品牌企業溝通，促成了其中多家品牌強化了供應鏈環境管理，推動一批供應商進行了整改。

2009年開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開始對全國113個城市水污染源信息進行調查，同時關注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

馬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3年來，已經有超過710家企業就其環境監管記錄與他們進行溝通，並作出相應改進措施。被關注城市的環境信息公開也有所進展，第一年的得分隻有31分，去年突破了40分。

王名：NGO推動力

向法治周末記者回憶起6年的留學生涯，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微博)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說：“留學生活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首先是生活方式，然后是思維方式，包括做學問的態度乃至整個人生價值觀。”

20年前，在中央黨校擔任講師的王名踏上去日本的留學生涯，他的第一站是日本福井大學。在福井大學進修結束后，王名轉到京都大學自費留學。在京都，他一邊打工一邊讀書，和兩個日本學生一起，住在京都大學的一間學生宿舍裡。

白天上課，下午4點下課，晚上6點到打工的地方干活，晚上10點前結束，然后回到住處。這是那段時間王名的生活。他干的是刷盤子的工作，剛開始經常被店主訓斥，因為沒有做好。

“后來我發現，日本人干任何事情，哪怕讓他去掃廁所，他也會把這個事情做得一絲不苟，而且要做到最好。”王名說。他慢慢發現，事情不做好，誰都挨批評。但你要把事情做好了，誰都尊敬你。后來店主成了他的好友，還單獨請他吃飯，幫了他很多忙。

王名於1997年在名古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第二年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他帶了20多箱書回來。一位校領導去他家看他，望著一屋子沒開箱的書問他想做什麼研究，他回答說：“想研究NGO。”沒想到這位時任校黨委書記馬上告訴他：“我支持你。”

1998年10月，清華大學召開了國內首次NGO學術研討會，中國第一個NGO研究機構——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后改名為“NGO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名擔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該中心(所)陸續開展了有關中國NGO和公民社會的多項實証研究，積極影響相關政策和立法，先后出版了《中國NGO研究》等數十部相關研究報告和專著。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在中國NGO研究或公民社會研究上起步比較早。但很快就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學術共同體。”王名解釋說。大體上從上世紀末開始，以北京為中心，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NGO。

王名還發現，這幾年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是，很多留學歸國的人，直接進入NGO參與到公民社會的實踐中。

在這背后，是十幾年來社會的巨大變化。我國各類社會組織總量已達300萬家，大大拓展了社會的包容力與多元化格局，提高了公民參與社會的能力及其張力。

2009年7月，在江蘇當地村民就環境污染問題向政府進行多次反映和上訪均無明顯成效后，中華環保聯合會起訴江蘇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環境污染侵權，江蘇省無錫市中級法院受理了此案，這是我國首例由環保社團作為原告主體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該案入選了當年的公民社會十大事件之一。入選理由為：現行法律的限制致使眾多公益案件難以進入訴訟程序，公共利益的維護缺乏最后法律防線。本案中，社會組織得以成為環保領域公益訴訟代表人，開創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先河。

2011年，免費午餐項目被認為是民間社會設置公共議程的典范，並因此入選當年的公民社會十大事件之一。

評選者認為，免費午餐由網絡動議最終得到政府呼應，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計劃得以全面啟動。其價值不僅在於利用網絡為動員和行動的工具，開啟社會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價值則在於，在公共議程長期由政府全面主導的歷史傳統下，公共議程首次由民間引導，社會發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動實屬罕見。這固然顯示出政府順應民意的開明，更顯示了中國民間社會的日益理性成熟。

王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所以說，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把NGO推到了公民社會的前沿，也就是說沒有NGO很多事情解決不了，NGO在這個時代越來越成為推進改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14年前，正是王名帶領的團隊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和調研。

王輝耀：引才“千人計劃”

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上大學之前，“住的是茅草房，喝的是井水，點煤油燈，非常原始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放棄追求理想。1977年恢復高考(微博)，王輝耀考入廣州外國語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原國家外經貿部國際經濟合作司工作，1984年赴北美留學。

王輝耀20年前已經是加拿大的局級干部。他當時31歲，是加拿大駐香港負責推廣魁北克企業的首席商務經濟代表。35歲，王輝耀成為AMEC-AGRA國際公司副總裁，同年回國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43歲開始，他過渡為社會活動家和研究者，目前也是中國海歸和國際人才研究的領跑者。他的頭銜很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組部國際人才戰略專題研究組組長、人社部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專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在此前的一次論壇上，王輝耀說，自大學畢業30年后，我們中間很大一批人可能實現了個人的中國夢，但是這個國家的中國夢有沒有實現，值得思考和深刻反思。

“中國正在轉型，我們這批人佔據話語權，佔據制高點。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在今天中國走向未來，走向下一個百年，包括歐美同學會走向下一個百年，我們還能做什麼？”王輝耀表示。

王輝耀的行動之一是參與改造和提升歐美同學會。

150年前，抱著“強我中華”的一批年輕人，遠涉重洋、負笈留學，回國后成為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歐美同學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立於1913年10月，早期的會員包括梁敦彥、顏惠慶、王正廷、顧維鈞、詹天佑等人。

“文革”期間，我國對外留學事宜中斷，歐美同學會活動相應中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在這種形勢下，1982年，茅以升、周培源、何長工等人聯名向中央提出歐美同學會恢復活動的請求並獲得批准。恢復活動不久，一大批留學蘇聯、東歐歸國的中青年學者加入了同學會。

一位了解歐美同學會歷史的人士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當時的歐美同學會就是一個老人會，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1993年回國創業並於1997年加入歐美同學會的王輝耀，很快成為海歸中的活躍人物之一，並和一批同仁給歐美同學會帶來新活力。

2002年10月，經歐美同學會的負責人同意，王輝耀等人一起創辦歐美同學會商會，第一批會員包括搜狐的張朝陽、中國寬帶產業基金主席田溯寧等人，凝聚了一大片活躍在體制外的商界海歸精英。2005年11月，王輝耀被選為首任創會理事長。

此外，王輝耀還創辦了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突出海歸的智力密集和建言獻策優勢。

“我們和中組部、統戰部有很多溝通渠道，不少建議已經得到了反饋，比如海外人才的‘千人計劃’等方面的建議和中國留學人員創業支持計劃等。”王輝耀說。

2008年4月，中組部啟動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編制工作，王輝耀參加編制工作，並被聘為“國際人才競爭戰略研究”戰略專題研究組組長。

不久，王輝耀領銜的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向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提交了十幾萬字的國際人才戰略研究報告，為中央人才規劃綱要的編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並提出改善與改進我國國際人才戰略機制和政策的措施和建議，為中央出台引入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啟動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今年9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在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上介紹說，中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千人計劃”實施以來，已成功引進了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者將近2800人。

2010年5月，《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通過，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多年研究和關注的人才話題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

此外，在全國人大(微博)副委員長韓啟德和中組部副部長陳喜慶的指導下，王輝耀起草了關於中國海歸人才創業支持計劃的建議，該建議上報后得到了決策層的批示，目前已經成為人社部一項國家創業支持政策。

當年容閎開創的留學時代，是拯救中國於危難之中，民族復興。當代海歸則是將西方先進的高科技、先進的管理制度帶回來，創業中國，改變了中國的整個社會生態格局，王輝耀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一個佐証是，田溯寧、丁健創建亞信，將互聯網帶回中國﹔張朝陽、茅道臨等人創建中國大陸第一代門戶網站，改變中國人的閱讀習慣﹔李彥宏開創領先世界的搜索引擎，提高了中國人的信息利用效率……

一個佐証是，2007年，萬鋼擔任科技部部長、陳竺擔任衛生部部長，兩位海歸作為從政者中的代表，更是統籌國家級科教衛生發展戰略……

如今，以新浪、搜狐、百度等為代表的一批海歸互聯網企業使中國有了數億網民，也帶來了扁平的世界和嶄新的地平線，提高了傳播的效率，帶來全球視野、民意平台，帶來了博客、微博等全新的社會個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