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關央企對外投資應重科學決策

　　可以肯定的是，央企對外投資的腳步勢必越來越快。就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政策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從2011年3月起，資源類境外投資重大項目需要審批的金額起點從3000萬美元提升到3億美元，非資源類境外投資重大項目需要審批的金額起點從1000萬美元提升到1億美元，央企境外投資直接適用備案制，不需要經過審批。國家發改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司司長孔令龍公開表示，發改委將大幅放寬對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限制。在此種背景下，如何預防虧損，盡快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就顯得更為急切。

　　胡星斗在採訪中尤其對中國商報記者強調了科學決策在央企海外投資中的重要意義。他表示，“主業投資也要慎之又慎，特別是要完善自身的公司治理結構，修煉好內功。做決策時不能是董事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應當是經過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上股東們的表決，或者是戰略委員會的評估。此外，還應該有監事會這樣的機構對其進行監督。”

　　“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因此決策的過程就顯得非常重要，具有首當其沖的意義，之后才是經營管理與分盤經營。尤其應該杜絕像國內一樣採取一把手決策的辦法。國企之所以在國外普遍效率低下甚至造成重大損失，這跟決策機制並不科學很有關系。”他表示。

　　周德文尤其強調了項目調研與科學決策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央企海外出現問題的大部分項目都應該歸罪於企業前期並沒有做好項目調研與科學決策。他告訴中國商報記者，不少巨虧的海外項目都是領導人一拍腦袋的決定。“對投資方的政治、經濟、投資、社會、外交、交易對手、合作標的等情況都沒有做到盡職調查，就決定干了，這非常危險。”他表示。

　　“在國內，每一項投資都應該請權威機構做可行性報告，在國外，這項工作就顯得更為重要。首先應該對每個項目在投資前做充分的調研。由專業部門做可行性報告，技術上可行不可行，經濟上合理不合理都應該做科學充分全面的判斷。然后再由決策機構進行集思廣益，決策的過程應該充分發揮集體的作用，國內有很多研究國外法律包括商貿規則的專家，應該聽取這些專家的意見，最后集體決定。總的來說，讓決策過程更加可靠科學與民主。”周認為。

　　可喜的是，監管層對這一問題已經發覺並提出了解決辦法。《辦法》中要求，央企應嚴格執行內部決策程序，做好項目可行性研究、盡職調查，發揮境內外社會中介機構和財務、法律等專業顧問的作用，提高境外投資決策質量。

　　在投資國別的選擇上，胡星斗則建議不同的項目應該有不同的選擇。“中國在發達國家投資容易遭遇種種障礙與排斥，諸如美國等很多國家都不予批准。所以對於發達國家，建議最好還是以民間企業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在發達國家的投資受阻以后，我國往往轉向發展中國家，甚至把很大的投資都投向了那些處在危機中或者政治上高度不穩定的國家。”

　　“跟上述這些發展中國家做商品交易比如大規模石油採購是可以的，但長期固定資產投資需要慎重，這些高危國家隨時可能發生政權更替、內戰甚至外部戰爭。近年來，在北非和中東的戰爭，都給我國海外投資造成重大損失。與之相比，發達國家的政局與政權過渡則相對比較穩定，一般不會發生大規模動亂，但投資收益率相對較低。”他表示。

　　對於政府的角度而言，溫州中小企業投資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採訪時卻直言，目前僅僅由國資委一家全面負責央企海外投資政策制定、實施及追責還稍顯薄弱。“央企在海外投資時所遭遇的情況千變萬化，央企主業所在的市場行情、項目建設等也瞬息萬變。加上境外投資又是非常特殊的一個領域，所以國資委的監管在很多時候顯得很乏力。”

　　對此，周建議應該遴選出一些能夠代表國家利益的海外的派出機構，國家給予他們一定的授權，讓他們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協助國資委一起來對這些海外央企進行適度監管。“我國在海外都有領事館或者大使館，這些都是代表著國家利益的派出機構。而我國駐外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都有經濟參贊或者商務參贊，這些都是代表國家經濟利益的機構人員。”

　　上述著名財經評論人王振峰則強調了各部門間的協調與配合。“除國資委外，外管局、商務部、人行外管、工信部包括外事單位等都能與央企境外投資扯上關系。所以，針對不同性質、行業、歸屬不同級別的央企海外資產監管，應該盡快形成上述各部門之間的系統性協調機制。僅靠國資委自身，其監管效果可能不夠理想，甚至要打折扣。”

　　投資限制及出現問題后對企業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這三個方面《辦法》做出了細致而周到的規定，這被普遍認為是該文件最有力度也最吸引公眾關注之處。

　　非主業投資被畫紅線

　　《辦法》稱，央企原則上不得在境外從事非主業投資。有特殊原因確需投資的，應當提交多項材料經國資委核准。“這是國資委第一次以條例的形式開出的"軍令狀"。”這被業界專家一致認為是該辦法最大的亮點。

　　即便是主業投資，《辦法》也對央企做出了明確限制。列入央企年度境外投資計劃的主業重點投資項目，國資委實行存案。未列入中央企業年度境外投資計劃，需要追加的主業重點投資項目，央企應在履行企業內部投資決策規范后報送國資委存案。

　　“國資委此次嚴禁境外投資"不務正業"，給央企劃下了政策紅線。對"有特殊原因確需投資的"非主業投資，也由之前的事后管理變成事前審核與監管。這樣可以加強項目的風險預評，提升投資的風險控制和防范能力，對從事非主業投資的海外央企有很好的虧損預防和制約的作用。”王振峰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採訪時如此評價這一政策。

　　他表示，之前個別央企以短期利益為目標，偏離主業經營，對“非主業”的境外投資情有獨鐘，盲目追求投資多元化，甚至超過自身承受能力和經營管理水平也在所不惜，最終造成風險不斷累積，給國家和人民造成虧損。這背離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走出去”戰略決策。

　　王振峰上述一番表態並非空穴來風。在這之前，不少央企海外投資非主業折戟沉沙的案例也屢次成為央企“出海撈金”的最大敗筆。以央企並不完全熟悉的金融市場為例，2009年，中信泰富一個澳大利亞鐵礦石項目為了支付從澳大利亞和歐洲購買的設備和原材料，需要澳元和歐元，從而簽訂了一些外匯合約，這些外匯合約最終給中信泰富帶來巨額虧損。更早之前，陳久霖掌控的中航油在未經相關部門批准的情況下從事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也導致了5.5億美元的巨額虧損。

　　同一個問題，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也對中國商報記者給出了類似的表態。他認為，在這之前，我國對國外的法律與制度，包括如何掌握企業控股權與利潤分配權等等規則並不熟稔，導致盲目投資最后出現失誤的情況很常見。胡星斗表示，“隻允許主業投資或許正是為了避免這樣的失誤，這個規則是非常正確並且重要的。”

　　他告訴中國商報記者，“如果是主業，央企對國外市場的了解還多一點，與國外企業相互競爭還存在一些優勢。比如在海外投資一些資源類的礦廠或者金融類的銀行。主業投資有利於企業集中資源的同時抓住戰略重點。但副業投資我們並沒有優勢可言，比如很多主業並非地產的央企都在海外做房地產，實際上他們對地產方面也都是抱著投機的心態，沒有實力可言。

　　“而到最后，這些投資項目大多因為管理不到位、經驗不足、對國外環境與法律不甚了解，或者是其自身的治理結構就存在問題，最后可能導致血本無歸。”

　　事實上，央企海外從事“非主業投資”的行為也被企業同行所詬病。北京城建集團海外項目部負責人吳德廣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採訪時坦言，“央企在海外投資非主業並非明智之舉。與主業比較，副業風險更大，但投資回報率非常小甚至冒著極大的風險。一旦風險不受控制，就可能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此前的事實也証明，央企投資非主業百分之七十五的企業都面臨著虧損，此次國資委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央企海外投資繼續虧損的局面。”

　　吳德廣認為，央企或掌握國家的金融命脈，或獨佔公共服務和文化產業的經營權，或壟斷資源性產品的生產與經營，或管理並經營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和物質，政府以經濟安全和穩定為理由授予它們這些特權。很顯然，這種定性決定著央企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保証主業在國內乃至海外市場的領先地位，同時還應

　　該把社會責任放到第一位。海外投資若是失敗，則損失的是國有資產，這與國家要求的“維護經濟安全和穩定”的使命相違背。

　　對於該問題，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兼企業發展與改革研究部部長王志鋼也表示，過去幾年一些央企為了“賺快錢”，大多進行過非主業的投資，比如中信集團投資石油區塊。而突出主業、增強主業競爭力，以抗衡跨國巨頭，才是央企的主要任務。

　　除了“限制副業”之外，《辦法》同時要求央企應當加強境外投資風險管理，收集投資所在國(地區)風險信息，做好對風險的定性與定量評估分析，制定相應的防范和規避方案，加強風險預警，制定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和風險發生后的退出機制，做好風險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