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和與西方醫學的互補

海外網5月14日電 據意大利歐聯通訊社報道，由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和外科學院、博洛尼亞大學醫學和外科學院基金會、中國波恩項目組與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為主席的全球合作基金會聯合舉辦的“中醫藥文化與人類健康研討會”日前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市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會議期間發表了題為“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和與西方醫學的互補”的講話，許嘉璐的講話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的一致贊譽。講話摘編如下：

 

自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提出到2000年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以來，許多國家都採取了相應措施，中國可能是最為積極，並且取得的效果最為顯著的國家之一。這不但是中國自己走向繁榮富強的需要，也是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自然延伸的結果。這一文化傳統，既體現在孔子以人為本、珍惜生命的思想在建立全民醫保體系的政策之中——這一政策已使得95%以上的人們受益——也滲透在從政府到人民重視中國醫學的實踐之中。

 

在我看來，中國醫學——包括藏醫、蒙醫、苗醫等少數民族醫學——在中國所有形態文化中最全面、最系統、最直接、最實用地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與精髓。正因為如此，所以它深深地根植於社會生活中、人們的精神中。千百年來人們對中國醫學的珍惜與呵護，並不是由於從儒家經典中獲得教益而形成的，而是在生活實踐中，特別是在傳染病、流行病頻發、死亡時刻威脅著人的生命的農耕時代，中國醫學一次次顯示出神奇效力的過程中體驗到的。

 

可以說，中醫是中華文化活生生的完整的樣板。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國醫學對人生、人體的認識，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分析，對治療方法和藥劑搭配以及病后療養的斟酌中，都浸透著、顯現著中國的哲學。

 

構成中華五千年文化洪流的，有三大支柱：儒家、佛教和道教。形成或建構中國哲學體系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在公元前5到8世紀時已經基本定型﹔佛教於公元1世紀傳入中國，經歷了六七百年基本完成了“中國化”過程，到11世紀，中國哲學吸收佛教哲學的過程基本走完。

 

中國經歷了萬年以上的農耕時代。人們在原始耕作的艱難環境中，和大自然交往、協調族群合作、觀察萬物生長、處理家庭事務時，體驗到人類隻有和自然和諧相處、族群與家庭和睦生活、對飼養的動物與種植的植物要順其本性，才能生存繁衍並獲得幸福。進入文明時代，經過一代代積累和智者的思考、總結，逐步形成了以下一些觀念。

 

中國人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無始無終，認為“它本來就是那個樣子”(“自然”)﹔人是宇宙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宇宙之子，因此應該敬畏自然，珍惜慎用自然﹔做事不能違背大自然的規律。中國人對追問宇宙“本體”和“第一因”缺乏興趣，認為事物的推動力就在事物和自然本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至今還是婦孺皆知的俗語。

 

由這樣的宇宙觀所派生的思維方式自然就帶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西方學者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中國人思維的特點是“關聯性”﹔這一論斷至今為許多西方學者所贊同。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看法，從經典文獻和世俗事例中隨處都可以找到確鑿的証據。但是，單是一個“關聯性”似乎並不全面，也還沒有探究出更為深層的特點。在我看來，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可以概括為：1，整體性﹔2，連續性﹔3，靈活性﹔4，模糊性﹔5，形象性。在這裡，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這5個特點一一描述，但是應該說明的是，所謂“關聯性”即在其中。這五個特點是在中國人的宇宙觀裡體現的，而且從中國人的倫理觀、價值觀，乃至審美觀中都顯現著，當然，在中醫學裡也始終貫徹著。

 

說到中國人的倫理觀，“反求諸己”、“推己及人”(實際是以自身為倫理的出發點)，以及關懷“人”和世界，是其兩大原則。對父母和長輩親屬的“孝”是對所有人關懷的起點和基礎。《論語》上說：“孝弟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本”是樹根，樹的枝葉、果實都是由樹根萌發、生長的，“孝”既然是“根”，“道”即由此而生成﹔“道”指人生、社會、國家、天下所遵循的必由之路，是由“孝”衍生的結果。“孝”的實質是愛、敬和順從。“孝”並不是遏制主見和個性，盲目地、無條件地贊同和服從長輩的意志，而是尊重、聽取，不公開對立、爭辯、沖突，因為孔子預設了“孝”的前提，即一代代本著“孝”去做，那麼長輩就是身體力行、嚴格遵循倫理的模范，他們對后輩的愛是無私的，完全是為了后輩好。由“孝”延展開去，是對同輩兄弟姐妹的愛、對朋友的關心、對社會和國家的義務。中國人的愛(儒家用“仁”來表達)是有遠近差別的。因為在中國人看來，生我育我，從我未出生直到長大一直無微不至關懷我的人自然而然地和我之間的感情最深。但是不能停留在隻對自己長輩的愛，還要推己及人，對他人也應該愛。中國的戰國時期(公元前475-221)也曾出現過與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提出的“博愛”相近的思潮，這就是許多西方朋友也知道的墨子(他用的是“兼愛”一詞)，但是由於不符合中國人的實際感受和思維特點很快就消沉下去了。為了區別遠近不同的愛，孔子分別命名為弟、友、義、忠等。中國人認為，隻有這樣，家庭才能和睦，社會才能和諧，天下才能太平。

 

孔子認為，為了達到把愛(“仁”)無限地推廣開去這一目標，就必須不斷修養自己的德行(“修身”)，於是逐漸形成了儒家把個人修養與天下和諧聯系在一起的路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受到過孔子思想熏陶的人，都是按照這一路徑生活、成長的，其中也包括了古今無數治病救人的醫生。

 

中國醫學本著中國倫理，強調“以天下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念”，把醫治人的病痛視為“濟世”的手段和途徑。因此“醫乃仁術”、“養德為先”，一直是古今中國醫生的座右銘。六世紀名醫孫思邈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起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他的至理名言一直被后代醫生們所遵循。

 

中國醫學對人體的認識也是與中國哲學的宇宙論一致的，認為人體是一個完整的網絡系統，四肢和臟腑密切相連，而且和所處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西方朋友比較熟悉的針灸、按摩，可能是顯示天人合一理念最直接最生動的。針灸和按摩依據的是與大自然緊相呼應的人體經絡學說。經絡，雖然近年來許多學者運用多種方法進行了論証，但是始終無法用現代儀器設備在實驗室裡進行驗証﹔但是從接受治療者的感覺和醫治情況看，經絡不但存在，而且確實有著明顯的療效。針灸不但常常“遠端取穴”，而且有耳針，因為在小小的耳朵上布滿了與臟器和肢體相應的穴位﹔按摩不止用於肢體主干，還可以隻按摩足底部的穴位，同樣可以達到治療某些疾病的目的。中國俗語所說“牽一發動全身”，用以說明這個醫學的這種現象，“一穴”猶如“一發”，刺激此一點，足可治療他處之病。這裡面還含有中國人對“一”和“多”的關系這一哲學上老問題的看法，這裡不再詳述。

 

這些現象讓我想到，對於“什麼是科學”，似乎我們應該創新思考：是不是隻有經過理性思維、經過實驗室驗証、可以重復實現的結論才是科學的？人體和宇宙一樣，極其復雜﹔人類進步到現在，對人體和宇宙所知仍然甚少，僅憑人類的理性是不能做出全面解釋的，恐怕還是需要尊重、領會並研究先民在無數歲月裡親身體驗和觀察的成果，盡管這成果還帶有朴素、朦朧的特征，有時甚至是和現在人們的觀念沖突的。

 

中國醫學在診斷和治療過程中，同樣處處貫穿著中國哲學。例如診斷時常用的望、聞、問、切四法，就是出於對人整體性的認識，其中包括了病人體內和表征、病人之“我”和醫者之“他”：望，即觀察病人的外形，行、住、坐、臥的姿勢和神態﹔聞，即病人說話時的聲音、語調和表情﹔問，即了解病人發病時內外部情況，包括時間、地點、氣候、飲食、情緒、病史、自我感覺等等﹔切，即醫生手按病人手腕內側所察覺的脈搏搏動狀況。通過這“四法”，就可以把握疾病的情況。特別是“切”脈，往往令西方朋友驚奇。其實，在中國醫學看來，西方醫學檢查血相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全身血液流動的狀況﹔而局部是可以顯現全部的。其實人體許多外露部位都可以觸到脈動，但手腕最方便、敏感。這種方法對於診斷心血管、肝脾等臟器以及婦科等病症的准確性最為顯著。

 

中國治療的方法種類很多，這裡隻就“方劑”一項說明中國醫學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和辯証的方法論。中藥講究產地、採摘時間、炮制方法，根據不同病人的諸種因素，開出不同的處方，同樣的病，不同的人、季節和地點，藥劑的搭配是不一樣的﹔初次治療和后續治療是不一樣的。處方中，各種藥材相互搭配，使它們相生相克，以達到平衡。多種藥材要一起煮，即各種藥材混合為一，共同起到治療的作用，而每種藥又保持著自己的特性，這也是一種形象的“和而不同”。

 

在儒、釋、道相互吸收、融合的過程中，和哲學、倫理一樣，從西域傳來的異域醫術、道家的醫學成就，也逐步融進原有的醫學傳統之中。歷代許多名醫就是高僧高道。

 

中國醫學的有些話語也透露了隱藏醫學理論和臨床施治中的理念。例如說打通經脈、扶正祛邪、血脈不周、應時順氣等等，深究語義，中國哲學整體性、連續性、靈活性、模糊性、形象性的特點盡在其中。

 

中國醫學從一開始就是重視疾病預防的。俗話說：“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醫未病”即兼有預防和養生。養生是中國醫學的獨特之處，因為“益壽延年”是人類的期望，也是中國醫學的目標。和醫病一樣，中國醫學的養生術同樣著眼於人和環境的關系、身和心的關系，注意經絡血脈、精神情緒、活動飲食等等。養生的方法多樣，服藥、運動(例如練太極拳)、靜坐調息、按摩等等。

 

中國醫學在交通不發達的農耕時代就已經為世界做出了貢獻。例如預防曾經是人類巨大災星的天花，中國11世紀已經開始用移種人痘的辦法，至遲到16世紀已經普行於全國﹔17世紀歐洲流行，死亡數千萬人，1700年英國人獲得信息，開始引進，挽救了無數生命﹔稍后，由中國傳到日本、朝鮮半島，傳到俄羅斯，由俄羅斯又傳到非洲。這恐怕是人類用疫苗預防和治療疾病的開始吧。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積澱豐厚，是古代幾大文明中唯一從沒有中斷過的。醫學，只是這份遺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交通和信息空前發達的當今時代，中國醫學應該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我們的貢獻，應該讓中國醫學也成為世界的醫學。

 

但是，中西文化的差異妨礙了中國醫學為世界服務的步伐。對於生疏的、和自己風俗習慣不吻合的文化要進入自己的生活產生自發的距離感，因而遠離它，這是人之常情。例如，以下這些方面就會讓許多人不敢接受中國醫學的治療：中國醫學重功能，具有綜合性，這和西方醫學重結構，具有分析性，差別很大﹔就患者的感知而言，中國醫學的模糊性和西方患者習慣了的精確性(例如化驗數據、病灶詳情)相比，似乎帶有“神秘”色彩﹔習慣於西方醫學無處不在的標准化的人，很難理解中國醫學根據對病體局部診察而得出的結論，以及因人、因時、因地而開出的“靈活”的藥方﹔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某些藥材中含有一些重金屬(礦物質本是中藥的重要類別)，而在中國醫學看來，某些病就需要這些成分治療，何況藥材之間的相輔相克已經安排了對重金屬的制約。這裡還涉及西方醫學對化驗“陰性”、“陽性”的依賴和中國醫學更注重生命和生活質量的維系和“帶病生活”觀念的差異。

 

究其根本，西方醫學的原則是和西方哲學理念一致的。西方哲學起源於希伯萊-希臘•羅馬文化。其特點是注重本體論，而本體是絕對的、超越的、先驗的，由此而形成了二元對立、線性發展、注重思辨的哲學傳統﹔西方醫學注重分析、還原、定量、介入，無不與這一傳統有關。就像近三百年西方哲學至今仍帶有宗教的影子一樣，西方醫學也沒有脫離傳統思維模式。

 

不同的哲學體系之間，沒有正-誤、優-劣之分，隻有適合不適合時代和民族特色之別。但是，哲學體系和信仰緊緊相連，說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也不為過。這就造成理解並接受另一種哲學觀念的困難。中國醫學要與西方醫學交流，要為各國人民服務，就需要正視這一問題﹔就西方醫學而言，也是如此。

 

西方傳統哲學，近三百年來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包括醫學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任何醫學，都建立於對生命和宇宙的認識基礎之上，而生命和宇宙的復雜性和不斷演變的動態性，決定了人類對它們的探索將是無止境的。在現代技術對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了解得越來越深入的今天，我們如果超越技術具體成果層面回顧人類對生命機理及其與宇宙的關系的認識，似乎並沒有多少進步，或者說這一進步的幅度遠遠落后於我們的求知欲和為了維護人類健康的需要。例如，SARS風波已經過去近十年了，至今對其發生、流行、遏制、消失的規律還沒有給出現代醫學的解釋，即使是對症治療，也並不理想。而中國醫學家認為，SARS並沒有超出傳統“瘟病”理論的范圍，並且據此研究了治療方法，取得了死亡率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結果(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世界平均死亡率為11%﹔而中國香港為17%，新加坡為27%，中國因為部分地區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死亡率隻有7%，而且接受治療者的預后也比較好)。這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中國醫學和西方醫學應該並可以互相學習、互補？

 

按照事物的固有規律，整體性和分析性、靈活性和規范性、模糊性和精確性、形象性和理智性本來就是互補的，不應該是對立的、不相容的。中西醫各有側重和偏長，如果各自能夠超越自身，那將是人類之福。

 

這種深度的結合是可行的。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在實行著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已經取得了在我們自己看來值得自豪的進步。現在實施的全民基本醫保計劃，也可以說是中西醫結合的全面展現。

 

當今，整個世界都在經受著環境的、社會的、經濟的、身心的折磨﹔許多新興國家的人民還沒有享受到起碼的醫療保障﹔而交通的便利已經不能讓任何一個國家“獨善其身”而不受到萬裡之外某種疾病的影響。反過來說，任何一個國家醫學研究和醫療事業的進步，也是對世界的貢獻。按照中國哲學的理念，天下本是一家，全人類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本應互相關心，互相學習，互相支持。構建和平幸福的地球，讓我們從中西醫攜手並進開始！(博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