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晚報：溫州車改如何走向制度化？

溫州正在進行的公車改革引人矚目，此前，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陳金彪提出：要嚴格執行市級機關車改有關紀律規定，不准借用、佔用下屬單位或其他單位車輛等“四不准”，“這是‘底線’，也是‘高壓線’”，要杜絕那種“補貼照領、公車照坐”的現象。據披露，這次車改將涉及105個機關單位、207個事業單位，涉改人員1.2萬多人，全市超8成、共1400多輛公車將被拍賣處置。(4月22日《錢江晚報》)

 

溫州車改力度之大，直追此前的“杭州車改”，其貨幣化“贖買”的特色也大體上與“杭州車改”一脈相承。這也是此前一些輿論呼吁給溫州車改一些掌聲的原因所在。

 

不過，僅有掌聲還遠遠不夠，更不能據此就認為完事大吉了。溫州車改不能停留在行政力量的強推上，更不能過於專注於“贖買”，還應該在制度化的路徑上有所作為。

 

首先，市長的強硬可以是車改推動的決定性因素，卻非保証車改順利落實的制度性因素。溫州“四不准”所針對的現象，並非當地獨有，此前很多地方都曾出現類似的傾向：車改以后，借用、佔用下屬單位或其他單位車輛﹔接受企業捐贈車輛﹔對外出租出借執法執勤用車﹔將執法執勤用車用於上下班或作為領導干部固定用車……這些現象也都是在嚴厲的車改禁令之下孳生出來的，凡此種種，一方面可見禁令之不足倚恃，另一方面，也與制度化不夠頗多關聯。

 

也即，既然預見到車改之后，可能出現“補貼照領、公車照坐”的情形，則應該有針對性的設定相應的獎懲機制，並公諸於眾，接受社會監督。這也難怪公眾不買賬，這些年來，在公職人員的行為規范中，“不准”之類的限制性規定並不鮮見，而敢於作奸犯科者依然不絕如縷，根源就在於很多禁令往往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真正落到實處的並不多。

 

其次，“贖買”可以是一條路子，但不能過於依賴“贖買”，甚至有意無意地以種種理由放寬尺度，如此“大方”，難逃濫用公共財政的譏刺。溫州車改后據說將節省15%的支出，喝彩者以為這就是車改的成功之處，節約更多的財政支出，有效遏制了腐敗。這樣的算賬方式難免糊涂，第一，這個節省15%支出的前提，是認為眼下的公車支出是合理的、無可置疑的﹔第二，那些花掉了的公車消費，依然是一筆糊涂賬，沒有公開，也缺乏監督。

 

這樣講並非求全責備，更不是在刻意計較改革過程上的瑕疵，必須明確的是，公車改革的目標不是討價還價，更不是“贖買”，公共財政的錢不能用來贖買公共權力，更不能做交易。公車雲雲，不過是公務人員為社會公眾履職的工具而已，公務人員可以使用，但並非因其使用就改變了公共屬性。如果忽略了這一點，這樣的改革必將變味，成為民眾為官員買單的福利盛宴。

 

公車改革本來就是一次利益的調整，是公權力對於民眾呼聲的一次積極回應。地方政府應該下決心祛除那些不當利益，以坦誠的、負責任的態度改變公車靡費的現狀。說到底，財政的公開透明才是所有改革的根本。

 

胡印斌 （來源：珠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