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明德：莫言獲獎，提振中國文化自信

包明德

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喜訊傳來，使我這個近乎虔誠的文學使徒，心中涌起宗教般的歡欣與喜悅。我激動得不知所措，關注著國內外媒體的報道評說，特別是莫言獲獎后的各種感言和他所呈現的姿態。

在莫言獲諾獎的這幾天，我突出地感受到文學熱在升溫，感受到一股包容舒緩的暖流。本月15日下午，我應約在朝陽公園和美國朋友艾納爾先生交流了三個小時，主要就是談莫言獲諾獎，談中國文學和美國文學。我問他，莫言有的作品，如《酒國》和《天堂蒜薹之歌》等，表現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焦慮、不滿乃至批評，你認為這會不會誤導美國讀者？他哈哈地笑起來，好像我的問題很天真。他說，“莫言作品揭示的問題在你們中國有，在我們美國更多，在全世界都有，有些問題是人類社會普遍性的問題”。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揭露美國社會的虛偽和弊端，這也不光是美國社會的問題，美國人照樣喜愛馬克·吐溫。他還以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電影《安妮·霍爾》中的細節為例，說明有的讀者隻看標題，不看內容，或者隻想看到自己預想的東西，沒有認真閱讀就想當然地加以判斷，自己給自己預設欣賞障礙。

我的包容舒緩感還來自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以諾貝爾冠名的獎項，“科學獎”最受推崇，體現著各個科學領域的最高成就。“和平獎”最受詬病，有時真像“挑斗獎”，很令人厭惡。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雖然復雜一些，但是與“科學獎”接近，總體上還是體現了全世界文學的最高成就。

然而，諾貝爾文學獎也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例如，1913年泰戈爾的得獎評語就直露地寫道，“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對於諾貝爾文學獎這種定勢我想應該歷史地、辯証地看。在近現代一段時間裡，歐洲在思想文化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以歐洲文化標准評斷文學有其生成的原因和合理的元素。同時應該看到，肇始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文學精神、人類良知和人道情懷始終主導和引領著歐洲文學的潮流。從百余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評語來看，支配著諾獎評委判斷力的還是文學精神，所評選出的作家絕大多數是世界最杰出和優秀的。這次莫言獲獎，本身也體現著諾獎評委們和國外文學界，對日益發展強盛的中國的承認和尊重，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正視與重視，認識到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不可或缺。

在當今中國文壇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張煒、鐵凝、賈平凹、陳忠實、王安憶、劉震雲、烏熱爾圖、阿來、遲子建等，也都取得了相當的文學成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這個作家群體的驕傲，是中國文學界的榮耀。這標志著中國文學在更深廣的層面上走向世界，必將給力地提振中國作家的文化自信、美學自信和創新精神，必將進一步激發國人的文學熱情和閱讀熱情，進而推動中國文學走向新的發展和繁榮，助推中國社會邁向新的進步和文明。▲(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