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中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嗎？【2】

陷入vs跨過：其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

主持人：是否隻有新興市場國家才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發達國家在經歷發展中階段時也面臨過相同的問題嗎？

張暉明：回溯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人們將“先發展”與“后發展”分為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即所謂“內源式”發展與“外源式”發展。發達國家處於發展中階段時，世界經濟秩序還處在一種比較“蠻化”的境界，如今幾個主要的發達國家，基本是基於內源的經濟實力所支撐的軍事實力，在資源獲取和產品輸出方面掠奪“殖民地”國家利益，或者說發所謂的“戰爭財”，迅速形成較強的經濟總量與科技實力，從而掌握了市場規則和技術標准的“話語權”，引領了全球化發展的潮流，並從中獲取經濟博弈的收益和自我積累發展能力。所以，在它們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似乎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可以引進和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等外部資源，因而呈現出“外源式”發展的特點，由此可能出現如果后起者不能在第一發展階段形成內生增長能力，就極有可能形成對發達國家技術的依賴，淪為發達經濟體的附庸，從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周文：其實，發達國家也同樣面臨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是它們提前解決了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發展問題，才成功跨過了“陷阱”。比如，英國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為減緩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採取稅前收入政策和財產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孟捷：我剛說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經歷的“黃金年代”，和亞洲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的問題和矛盾。比如，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礙。對外資的認識，過去一直有偏差，最近余永定和路風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文章，我認為有糾偏的作用。對外資要一分為二地看，在改革之初，外資對於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有貢獻，因為它們打破了計劃經濟的傳統格局，引入了競爭。但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在今天，吸引外資常常抑制了中國自身創新能力的培育。從世界史來看，沒有一個國家是依賴外資最終成功地發展起來的。拉美一度依賴外資，帶來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主持人：日本以及當年的“亞洲四小龍”成功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后來的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卻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結局的原因何在？

周文：日本在中等收入階段，非常注重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首先，日本政府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來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其次，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另一方面實施工資倍增計劃。韓國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稅率，實行了綜合個人所得稅制，並對儲蓄與投資所得單獨設計稅率﹔其次，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增長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相反，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因為忽視了收入差距過大問題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分化嚴重，沖突不斷，分配體系不適應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需要，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大大減弱。

因此，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怎麼分蛋糕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如果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張暉明：全球化給他們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了新的外部機會。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亞洲四小龍”順應全球化潮流發展起來，其實當時，他們內部已經出現了結構性問題。韓國在中國改革開放后，借助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實現了經濟增長，跨過了中等收入階段。與日、韓相比，拉美當時就沒有這樣的外部機會。中國要重視這個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有日、韓當年那樣的外部機會了，因為沒有這麼大人口體量的經濟體來為中國提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