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中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嗎？【3】

內生因素&外生因素：中國怎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與那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較，中國經濟表現出哪些特點？

張暉明：除了發展階段和環境條件的不同以外，還有中國的特殊國情、人口規模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巨大的內需市場，還有自身的體制特點。比如，中國的地區發展差距較大，東、中、西部，以及南、北部的差異都較大，在產業結構、人口分布結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程度等方面形成了典型的區域間差異特點。即使是以常用的國民收入水平、內生能力來討論“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可能原因，我們不同企業、不同區域之間也是有很大差異的。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前提，是構建一系列制度，使全社會的剩余能夠充分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和創新，而不是奢侈性消費和資產投機。目前政府對房地產價格的抑制政策是必要的，因為它是創造上述前提的必要條件，即逼迫各渠道產生的剩余，最終不是流入投機和非生產性消費，而是用於生產性投資和創新。

發達國家戰后“黃金年代”的形成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第三次技術革命基礎上實現的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熱潮，其二是在此基礎上實現的農業勞動力的工薪階級化和與此相應的城市化。我認同這種觀點，即“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可以概括為“農業勞動力的半工薪階級化陷阱”。我國目前大規模半工薪階級化的農民工的存在，一方面看是改革的成就，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這些人不能徹底脫離土地，真正轉為市民，中國就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跨越“陷阱”的問題實質上是現代社會結構能否形成的問題，這其中，農業勞動力的工薪階級化是關鍵。

周文：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有相似性和差異性。相似的是社會風險，比如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不同的是經濟風險，比如，經濟增長的傳統比較優勢在退化，面臨產業空心化、產業結構升級困難、經濟增長的內驅動力不足等問題。

主持人：中國目前高度依賴外需市場的發展模式，被認為是可能導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內需不足、全要素生產率低等內部因素也是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障礙。請問各位，中國要跨過“陷阱”，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周文：探討中國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很多人認為收入分配不是導致陷入“陷阱”的原因，只是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但我認為，這恰恰是關系到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關鍵。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富人收入消費傾向低，窮人沒能力消費，最終會因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因此，中國要避免落入“陷阱”，關鍵要把收入分配問題解決好。

張暉明：拉美國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為他們步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驅動力量不是內生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都是借助經濟全球化、引進大量外資與外部技術、依托外部市場等途徑，進入到了中等收入階段的。正因為是外生的驅動力量，所以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停滯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問題會不斷加劇，以至於繼續努力創造的積極性下降。

我認為，驅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力量，應該是經濟體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我國近幾十年體現為“改革紅利”，比如放權讓利、政治集權與經濟分權導致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等等。體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表現為：體制自身的糾錯能力、系統配套能力、協同能力。必須承認，我們今天的體制在協同能力方面還存在著很大不足。

孟捷：我也認為關注的重點應是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驅動力。二戰后發達國家出現了一段時期的繁榮發展，對此有不同解釋，一種觀點與周文教授相似，即收入分配的觀點：戰后出現勞資關系的妥協，雇佣勞動關系出現重大調整，從而使大多數人的收入增長獲得了制度性保証，進而對消費品需求形成制度性保証，並進一步刺激投資，投資增長刺激利潤，利潤增加又促進新投資，最終形成良性循環。

這正是調節學派（Regulation Theory）對戰后“黃金年代”之所以產生的著名解釋，即把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善作為“黃金年代”經濟增長的唯一重要基礎。但這個理論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它的核心假定之一，即產出和消費的並行增長，在一個以利潤為目標的經濟制度中是難以長期維系的。事實上，促進了戰后“黃金年代”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在第三次技術革命基礎上實現的投資高漲。那種把收入分配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重要前提的觀點，在理論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了調節學派的影響，把問題簡單化了。

主持人：三位教授對於我國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兩種觀點：周文教授認為重點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張暉明、孟捷教授認為是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驅動能力，孟捷教授更明確指出，這一內生驅動力應是基於技術創新基礎上的擴展型投資的大規模增加。那麼，還有什麼辦法有助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張暉明：中國是借助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機會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將來必須考慮：后續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否培養出來了？是不是還有新的外部市場需求給你創造新的發展空間？今天，發達國家面對金融危機已緊縮了消費，導致我國的出口非常困難。在此背景下，周文教授講的是對的：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自身GDP實現的外向依賴度幾近70%，經濟運行和產出的穩定性必然會受到外部經濟體的影響。但要注意，即使是借助重視收入分配等手段，通過啟動內需來推動生產發展，最終還是要聚力於內生性的、驅動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因素、組織因素和體制因素。可以說，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措施還是要解決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條件和生產力條件。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著最終實現了現代化和工業化。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轉移出3億左右農村人口，還有2億多沒轉移出來。為什麼沒有轉移出來？因為中國經濟還不存在足夠完善而發達的分工體系和國民價值鏈，還沒有形成擴展型投資的浪潮，從而在一個足夠高的工資水平上吸納他們就業。因此，應改革那些妨礙了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制度結構，不能離開這些一味強調收入分配的改革。

周文：我們的觀點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從中國的優勢來看，過去有勞動力比較優勢。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在剩余分配中勞動的份額要上升，資本的份額要下降。資本分離出來做什麼？當然是推動技術創新。勞動份額的增加，就是深化體制改革。

張暉明：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調整可以是近期著力推進的工作，這有助於協調內外需關系，找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消費需求推動因素，有效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這需要通過財稅體制、投資體制、產業規制方式、資源定價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來予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