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希望把對我的關注變成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熱情

如常的沉默和冷峻，如常的低調和羞澀，身著粉灰相間的條紋襯衫、卡其色便裝西服的莫言似乎與往日沒有什麼不同。10月11日北京時間19點，莫言斬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霎時間，整個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國。一個星期過去了，“莫言”兩個字仍然佔據著全球各大媒體的重要位置。

10月18日，受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之邀，莫言在獲獎后首次離開老家高密回到北京，參加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莫言文學座談會。在會議的間隙，記者對莫言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非常高興能有機會面對面向你表示祝賀。2012年10月11日，對於中國文學而言，是一個歡喜之夜，也是一個不眠之夜，在無數寫作者和閱讀者的守望中，我們盼來了你獲獎的喜訊。經過一個星期的沉澱，你此時此刻的心情是什麼？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是一個舉世矚目的獎項，獲得這個獎項好像確實挺不容易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許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在我們中國，也有許多作家，他們的作品也非常優秀，他們也都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但是，瑞典皇家學院將諾貝爾獎授予了我，所以在高興之外，我的內心深處仍深感惶恐。

記者：你的獲獎不僅為世界提供了重新評價中國文學的機會，也打開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國當代文學並不遜色於其他國家的同時代作品，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實，我倒更想談談“莫言熱”這個問題。我就希望大家把對我的熱愛變成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熱情，把對我的作品的關注普及到中國當代文學上，把對我個人的關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因為我深知，跟我同時代的寫作者，他們對我真誠的祝賀我都看到了，我對他們是心懷敬意，大家都寫得非常好，所以我想隨著時間的發展，會有更多中國作家的作品被介紹、翻譯成世界的各種語言，並且贏得廣泛的讀者。

記者：這些天，你步入文壇的經歷已經成為文學愛好者耳熟能詳的傳奇。當年，你為什麼選擇了文學這條道路？

莫言：當年我拿起筆來開始寫作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過獲什麼獎項。

那時候，之所以要寫作，我承認，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就是想改變自己的處境﹔另一方面，確實感覺到心裡有很多話要說，有寫作的沖動和欲望。今天看來，這種沖動和欲望就是對文學的迷戀和愛好，就是想用藝術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再描述給別人聽的一種願望。

你可知道，我小時候特別迷戀、特別崇拜的是什麼樣的人？是講故事的人。我至今記得，在我們鄉村的廣場上，在我們的集市上，在寒冬臘月生產隊的喂牛、喂馬的飼養棚裡，我們都可以聆聽到各種各樣的說書人，給我們講述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故事。那個時候，我既是一個故事的聆聽者，也是一個故事的傳播者。每次，聽了這樣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將我聽到的轉述給別人，將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給大家。於是，我回到家，對我的父親母親講，對我的哥哥姐姐講。剛開始，他們對我的這種講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們會被我的這種講述所吸引。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母親后來也對我網開一面，允許我在集上聽人說書，允許我到別的村庄裡聽人講故事，也允許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對很小的油燈，在她一邊縫制棉衣的時候一邊聽我講我剛剛聽到的故事。當然，有的時候我記不全了，我就開始編造，按照自己的想象銜接我記憶的殘片。當然，我的故事編造得還不錯，以至於我很小的時候便成為一名說書人。回想起來，后來我從事文學寫作，寫小說、寫劇本，可能就是從給我母親講故事開始。

記者：獲獎以后，你的寫作狀態、創作體驗，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

莫言：很多不同。說實話，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來的狀態，以一種初學寫作的心態來寫作，就好像我剛剛拿起筆、學習寫作一樣，而不是什麼所謂的這個獎那個獎的獲得者。

坦率地說，將近一個月來，我經歷了一場人生的洗禮。圍繞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問題諸多的爭論，如同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態，當然，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

前不久，在高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我也用“鏡子”這個比喻回答了中外媒體的提問。曾經有人不解地問，什麼意思？為什麼會通過這個看到自己？我想說，這其實是時代提供了一種可能。十年前，沒有互聯網的時候，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個時候我們隻能看到報紙，隻能聽到別人傳誰誰誰怎麼評價我。現在，面對龐大的網絡，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現，包括對我的贊譽，也包括對我的尖刻嘲諷、挖苦。特別是后者，盡管讓我感覺不舒服，但我想還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論是批評還是贊揚，都是對我有利的。我有一種感覺，我現在被放在了社會的顯微鏡下，我看到這個人不是自己，而是一個叫“莫言”的寫作者，而我自己，反倒變成了一個旁觀者，站在旁邊，看到大家指指點點、紛紛評價，這樣的機會可謂千載難逢，我必將是受益終身。

記者：你的作品總讓我想起現代派的巨幅油畫，線條游移、色塊糾結、情感濃重，給人以沉重、甚至是無法承受之重的感覺。在你的世界裡，我們不僅能夠體會到原始的脈動、野性的思維、對命運無常的直面和悲憫，還有異常濃烈的甜酸苦辣、貼近大地的隱秘世界、變形夸張的原始悸動、極度喧囂的語言渲染，你用你的作品創作了一個扎實、豐富、浩蕩、磅礡，叫做“高密”的鄉土世界，評論家說你將生活升華成了美學。你如何評價自己這些年的文學創作？

莫言：對這幾十年的文學創作，我體會很深，感觸很多。寫一篇作品可能還比較容易，但是一直要不斷地寫作，可能難度很大。要不斷地寫作、不斷創新，不願意重復自己，實際上就要跟自己斗爭，不斷地要向自己發起挑戰。所以我主觀的願望很強烈，創新的意願也非常強烈。但是一個人總還是有限度，究竟能創新到什麼程度，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沒有重復，這個我不敢說。我知道我的創作有很多的問題，我知道很多批評家都非常敏銳地看到了我創作的弱項和不足，這幾十年來我聽到了很多的贊揚，也非常認真地聽取了很多的批評，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評。贊揚鼓勵可以使我繼續前進，批評則使我做好准備。所以，我得說，感謝幾十年來表揚和批評過我的朋友們，也感謝我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眾多的媒體，包括諸多的網友對我文學創作的評價，對我文學作品的評價，以及對我個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種各樣的評說。我覺得這對我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中國的鄉土文學敘事有著深厚的傳統。有人曾經將你比作魯迅，但是在你的作品裡，我們看到了一個與魯迅、趙樹理筆下完全不同的鄉村，它不僅有泥塑、剪紙、扑灰年畫、茂腔等頑強生長的民間藝術，更有我們通常感觸不到的意識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影響甚至決定了你的作品的風格。

莫言：相比魯迅、趙樹理，首先我跟他們時代不一樣，我所處的社會環境，我個人體驗的社會生活不一樣，這決定了我們文學作品的內容不一樣。同時，也正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我現在所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信息，所得知的各種新的思潮，也是他們當時所不具備的。但是，從文學的技巧上，從語言的功力上，從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文化生活的佔有上，我認為我與魯迅、趙樹理相差甚遠，對他們我永遠高山仰止，自知無法達到他們那種深刻和洞徹。

對於鄉土文學的創作，除了時代因素之外，我有我個人的理解，我覺得，我的作品更多的還是來源於對中國民間文化的接受。趙樹理是一位對民風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他的作品裡面更多地表現了民間的故事、語言等。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來自民間的虛幻的、想象的、超現實的因素，這些恰好變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將諾貝爾頒獎辭中“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譯為“魔幻現實主義”，其實不十分准確，我認為翻譯為“變形的”、“怪誕的”、“迷幻的”更為達意。

記者：說到變形、怪誕、迷幻甚至是魔幻這些概念，你覺得你作品中的鄉土風情與你成長的東北鄉有哪些變化和勾連？

莫言：高密縣東北鄉實際上應該是中國鄉土社會的一個縮影。我裡面寫的人物、寫的事件，有很多來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包括我小說裡面描述的風景。像《蛙》裡那條波浪滔天的大河，現在高密根本沒有，高粱也根本不種了，包括福克納、馬爾克斯描寫的戈壁、沼澤、沙漠，在現實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記者：能否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麼？

莫言：我現在正在著手准備三部作品：一部戲曲的劇本、一部話劇的劇本、一部小說，到底先完成哪一部還很難說。戲曲講的是一個神話故事，大約完成一場﹔話劇講的是一個發生在國外的中國故事﹔小說的場景還設在我熟悉的高密縣東北鄉。

記者：大家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在12月10日的獲獎演講中，你會說些什麼？

莫言：說真話，說實話。其實，獲獎演講有兩份，一份五分鐘，一份四十五分鐘，我都還沒有准備，下一步我要思考的就是這些演講。有人勸誡我要說這些，有人啟發我要說那些，而我，更想以我的方式，講出我的追求，也講出我的真誠。按照瑞典皇家學院的規定，11月5日之前，我要將演講的題目告訴他們﹔11月12日之前，我必須將演講的稿件交給他們，以便他們翻譯，因為演講辭將以五種語言同聲傳譯。（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