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裡談農民犯罪: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 【2】

　記者：一個有價值的社科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呈現給大家應該是有難度的，您是如何入手構思這本書的理論框架的？

    陳裡：這本書的理論構架是來自於生態經濟學的一個模式。大家都知道，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給我們的環境帶來一些污染，這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人類面對著這麼一個高污染的生存環境，他要接受並且採取措施把它化解把它改造成人類適合居住的環境，這是生態反映學的壓力模式，我借助這個模式引入到農民犯罪的研究。同時我還借助了西方的社會沖突理論，這個背景就是社會的矛盾和整個利益的分配，農民在生存的過程中和很多地方會有沖突、會有利益。

    引入了生態壓力學的反映模式為理論的研究工具，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方法，用全新的方法從新的角度對我國現階段農民犯罪所發生的原因進行了系統研究。通過構建犯罪的成本效益模型，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有成本投入也有效益的收獲，農民的犯罪是有投入和收獲的，我這個模型很好地解釋了這個現象。通過構建成本效益模型剖析，農民犯罪有一個經濟的決策過程，農民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有投入、有收益，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要算一筆賬，用我們農民的話來說就是“劃算不劃算”，劃算就做不劃算就不做。

    我不同意農民生來是罪犯的說法，農民的犯罪是有經濟利益做背景的，把農民的犯罪看做是農民在生活過程中有一種壓力，這種壓力在農民這裡有了一個反映。我考察了經濟壓力與農民犯罪的關系后，我把它放在經濟利益與農民犯罪的相關聯的視角下進行。從經濟利益角度分析農民的犯罪原因，有很多科學的依據和客觀的依據。

    記者：在書中，您對農民工表現出特殊之情，您認為當前應幫助農民工做哪些工作？

    陳裡：農民犯罪為什麼不提農民工犯罪呢？我這本書“農民犯罪”的概念指的就是農村戶口，現在可能在農村，也可能在城市。對農民工應該怎樣對待？怎樣才算正確地對待？我覺得農民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是我國城市裡，特別是城鎮裡經濟建設的主力軍，這是無可置疑的。他們分布在我們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很難想象，有朝一日農民工一旦消失，我們的經濟該如何發展，我們的城市該怎麼運轉。因此，農民工在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當前，我們國家社會正處於矛盾多發期的關鍵時刻，關心、愛護、保護農民工，進一步解決好農民工的問題，化解引發社會矛盾和糾紛，對於促進改革發展和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為一名政法界的戰士，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我認為要解決農民工問題在七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一定要解決好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的問題，由此引發的悲劇我們經常看到﹔第二，依法規范農民工勞動管理﹔第三，一定要做好農民工就業的服務和培訓﹔第四，要積極穩妥地解決好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第五，要為農民工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第六，建立健全維護農民工權益保障機制﹔第七，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

    我們農村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到2020年將有三到四億農民人口在城市。我們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身份，假如給了他們一個身份，這些人在城市有一種自豪感，有一種歸屬感，他們的父老鄉親在家鄉也更加安穩和放心。記者 冀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