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裡談農民犯罪: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 

2012年春節已然進入倒計時，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薪、春運返鄉……新的一年中央一號文件是否依然關注“三農”，這些問題都會成為公眾和媒體關注的熱點。就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末，有一本書在法學界和“三農”問題研究領域受到了專家和學者的一致好評，甚至在網上引發熱議。這本《經濟利益與中國農民犯罪原因研究》的角度在“三農”問題研究著作中比較鮮見。農民犯罪在我國當前的刑事犯罪中佔有較大的比例，與農民犯罪相關的社會問題也相當復雜。農民犯罪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應對新形勢下農民犯罪的態勢，成為近年來困擾農村社會改革發展進程的一大課題。

作為農民的兒子，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管理學博士陳裡敏感地體悟到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在經濟生活中的尷尬處境，他立足總結多年從事相關工作的實際經驗，通過大量實証研究揭示農民犯罪的深刻根源，對我國農民犯罪的預防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新年伊始，記者就該書相關問題與陳裡面對面漫談，以期在探討農民犯罪這個問題中有所收獲。

記者：“三農”問題的研究領域廣闊，您為什麼要從農民犯罪問題這個鮮有人涉足的選題入手？

陳裡：每一個時代總有屬於它們自己的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馬克思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注意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略問題，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這本書是在我200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結合我多年政法工作的實踐經驗補充修改而成的。

選題的確定與我的出身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我的家鄉在秦嶺南麓伏牛山區的一個小山村，我們那個地方是地無三分平、路無一裡直的地方。對於貧困，城市人可能感到貧困就是什麼都沒有，但是對於我們農村的孩子貧窮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連精神也是貧乏的，什麼都沒有。初中生時，父母早亡，我也輟學了，帶著六個弟妹走過來。輟學后，在“愚公隊”勞動過，當過夜校老師。改革開放之后，我也讀了大學，從一個農村的孩子考上大學最后又到新疆工作，又從新疆考研究生。

1990年碩士畢業后我分到陝西省高級法院工作，工作期間因為我搞過宣傳又當過辦公室的副主任，特別是搞宣傳的時候，我接觸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案件，由於我出身於農村，我對農民的所有行為，特別是對觸犯刑法的行為有一種特別的關注。農村人口佔絕大多數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面對著農村、農業深刻變化的客觀現實，以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的這麼一個不可阻擋的潮流，在這麼一個新形勢、新任務下，我們認識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民、難點在農村，農民犯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記者：農民犯罪的個案原因多種多樣，您覺得農民犯罪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陳裡：我從事政法工作多年，特別是在做博士論文的研究過程中，更加注意收集一些典型案例，當看到涉及農民犯罪的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案例時，一股沉重總縈繞在心頭。很多案件的起因在大多數人眼中算不上什麼，卻現實地成為農民犯罪的主要動因。

有很多案件讓我至今難以忘懷。2006年有一個轟動全國的案子。有個農民的孩子，在家裡是個孝子，曾經當過兵，轉業后在北京打工。他借錢買了一輛三輪車用來賣菜謀生，可是三輪車卻被城管沒收了，在與城管發生沖突的過程中，失手將城管捅死。大量農民工進城確實給城市管理帶來一些壓力，但是農民的利益也需要得到保障。很多農民犯罪存在偶然因素，原因就是他的利益被侵犯，導致其採取一些非常手段，這種情況我們經常遇到。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0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犯罪的比例也逐步提升。我研究發現，很多案例都是以侵財為目的的。無論是盜竊、搶劫、殺人，還是一些家庭的婚姻糾紛和鄰裡糾紛，都和利益密不可分。我從大量司法實踐中發現，很多案件並不以犯罪為目的，而是在利益實現的過程中逐步發生的。有一部分案件有明顯的犯罪動機，但是還有很多案件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利益。也就是說，在所有農民犯罪中，經濟利益是個核心問題。因此，我就從這一點切入研究農民犯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