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模式：二胎試點的非典型試驗（圖）【3】

非典型樣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在梁中堂看來，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個孤本案例，本身並不具可復制性。

從1987年開始，甘肅酒泉、廣東南海、遼寧長海、山東長島、黑龍江黑河等全國11個縣市和地區也進入二胎政策的試點。

由於各種原因，其他的試點都沒有堅持下來。“當時上面給我們翼城的要求是不宣傳，不報道，不推廣。甚至就在臨汾地區，這個試點政策也不能推行。”馮才山回憶說，“現在畢竟過去了這麼久，而且我們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別人也不好再說我們。”

被塵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時期背景下再度被人們所關注，甚至不斷地被媒體所聚焦。

梁中堂認為，翼城能夠出現現在的結果，並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勞。“1988年，我曾針對翼城農村地區做了一次人口抽樣調查，發現事實上早婚和多胎還佔有一定比例。”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梁中堂認為，生育是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由其具體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決定的。生還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選擇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實際關系到當事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

“這恰恰証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觀規律性，人們不是盲目生育，他們也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條件不允許了，自然就不會再生。”

梁中堂評價“翼城模式”是“體制內的一次大膽實踐”。“在認可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對一胎化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糾正和補充。它的成功，証明了即使是在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下，也能夠控制好人口。”

當然，梁中堂也承認，“翼城模式”也有著其自身的局限性。“畢竟還是體制內的產物，2000年以后，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在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原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幾十年，已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社會是向前發展的。

鄭梓楨說，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較大，百姓的生育觀念早已發生改變。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長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價值觀，日益增長的育兒成本也讓他們望而卻步。“完全不用擔心政策放開后出生嬰兒激增。”鄭梓楨說。

如今令梁中堂感到擔憂的，不是超生的問題，而是大多數年輕一代不願意再生二胎。“這個現象不光是在翼城，在全國也都如此。城市的人不願意生，農村人也不願意生。”由此會引出新的社會問題——人口老化。

張海偉和母親張秋蘭，兩人曾經就是否要再生二胎的問題爭吵過多次。

張秋蘭今年50歲，她在電視上看到過關於“失獨”家庭的故事，覺得“一個娃還是不夠保險”。

張海偉每天早出晚歸，掙錢養家，在他看來，多一個孩子就是多一張嘴，家裡的5畝地供養5口人已經很緊張了，“一個娃娃，從小養到上大學，得花多少錢？”

在1979年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梁中堂曾經預判了“一胎化”的走勢。其中包括：人口老化過程由於出生率連續劇烈降低，將十分嚴重﹔無子女照顧的老年人太多，社會問題嚴重﹔經濟年齡結構特殊，社會負擔加重﹔人口年齡構成顯著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將帶來直接的影響﹔人口政策的反復變化，將對社會政治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

“人口老化”和“4-2-1”結構（4個老人、1對夫妻、1個孩子）的概念，也都是梁中堂最早提出的。33年前的預判，在今天看來，大多已經得到了驗証。“隻要你沿著實事求是的路子，客觀地做了研究，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梁中堂說。（記者 閆昆侖 實習生 周曉敏 李永杰 郭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