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戰略焦慮導致戰略誤判

《“戰略焦慮”使美國亞太外交陷歧途》（本欄19日文章）說，“大國生存之道是‘知其雄而守其雌’，尤其避免意願超出能力范圍導致實力透支、國家衰敗。”此言善哉、實在，豈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但凡一國的存亡興衰，形格勢禁，風雲變幻，都難免伴隨“戰略焦慮”。

近代中國從世界舉足輕重的文明古國衰敗為半殖民地，焦慮得“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新中國一建立，又急了點，15年便要“超英趕美”。今天的中國多了成熟穩重，少了浮躁焦慮。盡管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仍在不斷告誡自己，發展機遇與風險挑戰同在﹔中國的崛起沒有那麼容易，美國的“衰落”不會那麼簡單。今天中國的戰略清醒和戰略共識，是科學發展、和平發展，是又好又快、穩中求進。

蘇聯一度與美國冷戰，充滿了緊張和焦慮。但從一部冷戰史，中國卻獲得重要的戰略啟示、戰略清醒：社會主義，可以在不發達國家建立，不可能在不發達國家立足。社會主義，不僅以意識形態論優劣，更要以生產力發展水平論高低。

近代大國的崛起，往往“以霸強國”，自然“國強必霸”。而中國正走出一條與以往大國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持把發展的基本點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內需拉動上，同時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相統一，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努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

中國堅持的社會主義，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與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對手，而是順應經濟發展趨勢，融入世界市場體系，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世界多極化趨勢中，致力於世界不同領域、不同層次擴大和深化利益匯合點，構建利益共同體，從而為自身爭取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的社會主義，不是與誰冷戰的社會主義。君子坦蕩蕩，當然就有定力，能成大器。

冷戰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長了不可一世的實力，也長了唯我獨尊的驕氣、霸氣和愛管閑事的脾氣。突然發現自己在走下坡路，竟有另一大國要追上來了，於是不習慣不耐煩不高興，睡不著覺吃不下飯，種種焦慮，都在所難免。但此時的政治家就要特別清醒，要有冷靜周全的戰略反思。如聽任戰略焦慮導致戰略誤判，力不從心到處伸手，甚至氣急敗壞“遏制中國”，隻怕會“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或許美國的政治家會說，美國有責任捍衛世界的人權民主自由，這倒令人感動了。但不妨聽聽我對美國前駐華大使雷德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

當時美國正要出兵伊拉克，我說，伊拉克的問題應由聯合國去討論，去幫助督促伊拉克解決，也完全可以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美國偏要代替聯合國去行使職權，還要訴諸武力，中國古代智者老子就說過，“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傷其手矣。”

結果怎樣？既傷了手，也傷了元氣，至今還在為如何從伊拉克撤兵煩惱。

不聽老子言，吃虧在眼前。

（作者為本報特約評論員、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