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推行官員財產公開為何“人走政息”？【2】

基層探索的局限性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探索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的地方政府在面對媒體時，態度謹慎。

今年7月，媒體報道，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會在今年底將擬提拔干部的申報財產進行網絡公示，而該區在2007年就已經開始啟動后備干部個人及家庭財產申報工作。

中國青年報記者和丹徒區相關部門進行過多次溝通。丹徒區委宣傳部負責人起初表示接受記者實地採訪，之后改成書面採訪，最后告知記者“區委相關領導干部決定不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

近日，淮安市紀委黨風廉政室劉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們已經接到上級通知，8月中旬之后，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了。”

9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廬江縣在網站上公示擬提拔科級干部的財產收入。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聯系廬江縣委書記王民生，多次對其表示採訪意願。王民生回復短信：“稍等些時日，待再實踐后再說。”

有專家認為，制度設計不完善，也是一些地方試水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但效果不符合預期的原因之一。

2009年2月，阿勒泰廉政網公示上千名官員的財產信息之后，引來兩大爭議。一是上千名官員在接受禮金欄都填寫“零”﹔二是阿勒泰地區紀委將申報人購買汽車、住房等動產、不動產，購買股票、証券等理財產品以及個人銀行存款等七項內容，列為秘密申報范疇，不予公開。

據媒體報道，浙江慈溪、寧夏銀川等地在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公示之后，都是“零投訴”，引發公眾對其實際效果的質疑。

近日，慈溪市紀委黨風廉政建設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廉情公示一直在進行，不過沒有專門的群眾投訴渠道。群眾可以走信訪渠道。”

在中央黨校教授林?看來，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三個重要特點或環節：一是具有公示環節，二是對於申報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三是對於謊報、瞞報行為進行懲治的環節。

“從一些地方實踐來看，財產公開的范圍和對象存在爭議，而且申報財產沒有核實，虛報和瞞報者沒有得到處罰，審查和責任追究等環節沒有跟進。公眾不滿意，官員也有意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

不過，姜明安也認為，僅靠一個縣市區建立起完善的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以及配套制度，難度太大，這也是基層探索的局限性。“申報后的審查和責任追究以及金融實名制等，一個縣市區是很難解決的。”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一些基層政府試點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陷入停滯，或者“人走政息”，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撐”。

“沒有法律規定，隻有政策文件。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官員財產公示，可以搞，也可以不搞。他們可能會想，為什麼要我們去搞，別的地方又可以不搞呢？”姜明安說。

呂品認為，如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僅依靠個別地方自發試點，很難深入、持久和取得預期效果。“各地的探索僅僅是局部試點，要打破僵局，需要有進一步改革的決心和智慧，要把實踐經驗通過制度的頂層設計上升為制度規范和法律。”

因而，很多專家呼吁，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的建立，需要頂層設計。而姜明安則表示，“最大的頂層設計就是制定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