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推行官員財產公開為何“人走政息”？【4】

“擬提拔官員”能否成為改革突破口

盡管基層政府無法承載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全部重量，但是基層探索仍然值得鼓勵和期待，這是公眾和專家的一致聲音。

“這項制度試點覆蓋面廣，從西部偏遠地區到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從縣級市到省會城市，都有所突破，這說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呂品說。

基層探索也是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試錯”的過程。在姜明安看來，“這種探索可以發現問題和困難，哪怕失敗了，還可以總結教訓。”

呂品也表示，降低制度風險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在局部范圍內進行試驗，“給這項反腐制度培育及規則的生成提供必需的時間”。

從目前官員財產公開實踐來看，申報對象大多集中在科級以及縣處級干部。因而，有觀點認為，申報對象“起點不高”，基層政府的改革價值並不大。

然而，一些專家則表示，在一個縣市區，把科級干部納入財產公示的范圍很有必要。“因為對老百姓而言，科級干部已經是很大的官了。他們不一定能見到部長，卻能發現基層干部的腐敗行為。”姜明安說。

他還提出，官員財產公開的對象，不能一刀切。“比如說，在中央或者省裡，一個處級單位，加上處級干部就兩三個人，那就沒必要直接向社會公開了。但是在縣市區，處級干部就是很大的官員，而且掌握著很大權力，那就應該在公開范圍之內。”

一些基層政府初次試水官員財產申報公開，選擇將擬提拔官員作為公開對象，如湖南瀏陽、江蘇淮安等地。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擬提拔官員”是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突破口。

“先通過‘增量’改革來發展和完善新制度，隨著‘增量’改革的積累，為‘存量’的最終改革創造條件。‘新提拔干部’是‘增量’，從‘增量’改革更易於起步，避免了對舊體制核心的直接沖擊，從而極大減少了改革成本，最大限度地挖掘體制內部的積極因素，也更容易實現突破。”呂品說。

今年5月，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就曾提出，要進行領導干部個人財產申報試點。

廣東省紀委的表態，引發公眾和專家期待：廣東省此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探索，是否不再局限於縣市級試點，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力求實現上層的設計與推動，突破制度瓶頸。

姜明安表示，相比於縣市區，在省級范圍內試驗，才可以發現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究竟需要什麼條件，“現在總說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的條件不成熟，那麼就應該看什麼條件不成熟，還是說‘不成熟’只是托詞。如果不這樣，有可能過了10年甚至20年，還是會說條件不成熟。”

同時，廣東省還提出了出台地方性法規的改革訴求。有時政評論者認為，在全國性立法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省級法規如能生效，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

姜明安還提出，除了可以在省級范圍內探索，也可以選擇在一些部委試點，“比如，可以讓紀委或者檢察院、法院等系統率先試點財產申報公開制度。”

“我們不應該等條件百分之百成熟了，再去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而是應該在探索中逐漸去成熟條件。這就像一個人學游泳，站在岸上都要‘廢掉了’，還是擔心條件不成熟，不願下水。隻有在水裡扑騰幾下，才能學會游泳。”姜明安說。（記者 陳璇 實習生 文雅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