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討薪”引關注 雲南大理成立督查組

法院終審判決近倆月，2000多萬元欠款一直未付，直到娃娃討薪才現轉機

 

“拿娃娃當討薪工具”打了誰的耳光？

 

“娃娃討薪”引關注，當地成立督查組

 

5歲的余賢：“我是曲靖農村的，爸爸在這裡打工好多年了，沒拿到錢，馬上要讀書了，爸爸在外面打工好久沒回家了，我想喝牛奶……”

 

8歲的吳凡：“我是師宗的，我爸爸6年前和叔叔一起來到大理南國城當建筑工，由於他長期不寄錢回家，媽媽以為他在外面做壞事，和他離婚了……”

 

考上大學的劉強：“我今年考取了昆明理工大學，因為沒錢支付學費，來大理為父母討血汗錢交學費……”

 

上述3人是8月14日在雲南省大理市南國城大理東盟玉石城門口替父母討薪的13個孩子中的3人。

 

2012年8月14日上午，13名孩子來到玉石城門口替父母討要工資，他們中年齡最大的20歲，最小的僅5歲，孩子們手中都拿著一張要學費的標語。他們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國城”項目打工，開發商拖欠1000多名農民工工資達2000多萬元。

 

這一發生在大理的“13名孩子幫農民工父母討薪事件”，吸引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記者了解到，欠薪是受雲南廣廈置業有限公司、昆明金工匠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南國城”項目承建方雲南省建工集團第十建筑公司3家企業的“連環債”影響。

 

8月18日，在大理市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拖欠工程尾款的廣廈置業公司將300萬元支票現場支付給省建十公司，用於支付農民工工資。

 

“孩子替父母討薪事件發生后，市政府主要領導及時召集大理旅游度假區管委會、大理鎮、廣廈公司及有關部門召開協調會，責成廣廈公司主動與省建十公司進一步協商工程尾款的支付問題。”大理市委宣傳部李江告訴記者，“其余尾款由雙方協商或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協調下，做出切實可行的還款計劃，並按計劃支付，而雲南省建十公司也承諾將按政府的要求，監督金工匠勞務輸出公司將撥付的資金及時足額兌付。”

 

8月19日，大理州委、州政府成立由紀檢監察、宣傳、督查、信息、信訪等部門組成的督查組，對工作進展情況進行專項督查。大理市主要領導帶隊赴昆明督促省建十公司和金工匠公司及時兌現農民工工資，並對部分農民工家庭進行走訪，進一步調查了解金工匠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

 

記者了解到，8月20日，業主方石寨子公司將740萬元資金支付給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並表示將於21日前將所有欠債還清。

 

欠薪背后是工程債務糾紛，最終利益受損的是農民工

 

記者調查了解到，“娃娃討薪”的背后，涉及開發商、承建方、勞務公司之間的工程債務糾紛。而在這場糾紛中，最終利益受損的是農民工。

 

2006年5月9日，雲南省建工集團第十建筑公司與雲南廣廈置業有限責任公司簽訂建設施工合同，由省建十公司承建大理“南國城”建設項目，工程總價9704萬元，省建十公司承建該工程后分包給昆明、大理等地施工隊進行施工建設。

 

2006年至2009年，原廣廈公司已支付省建十公司工程款7135萬元。

 

2009年，廣廈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樓俊杰因涉嫌虛假注資、合同詐騙被批捕，“南國城”項目由此陷入公司無力正常經營和債務停滯狀態。

 

為解決拖欠工程款問題，“大理鎮人民政府從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多方籌措資金，共分3次墊付省建十公司工程款333萬元。”大理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文廣告訴記者。

 

據省建十公司的出納高先生說，“依照雲南省高院最終的判決結果，開發商還應當支付2000多萬元，這筆錢中，主要是農民工工資，公司前期已先墊付了部分農民工工資，現在面對孩子們討薪的情況實在是無能為力了。”

 

記者了解到，2011年3月，大理州新華石寨子旅游有限公司以股權轉讓的方式，收購了原廣廈公司100%的股權，原廣廈公司的債權債務交由新廣廈公司承擔。

 

2011年10月9日，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省建十公司與廣廈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2012年1月5日判決由廣廈公司支付給雲南省建十公司工程欠款2181萬元，2012年1月18日，廣廈公司如期向雲南省建十公司支付了農民工工資700萬元。

 

“此后，雲南省建十公司未按區、鎮協調會議精神以及自己的承諾，未與廣廈公司繼續協商尾款的還款計劃事宜，而直接向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來自大理市委宣傳部的消息說。

 

2012年2月23日，雲南省高院受理了該案件，並於2012年6月27日下達終審判決，判決廣廈公司支付省建十公司工程尾款1500萬余元及支付違約金500萬元。

 

但是，雲南省高院下達終審判決已近兩月，廣廈公司拖欠的2000多萬元款項仍未付。

 

“拿娃娃當討薪工具”打了誰的耳光？

 

“娃娃討薪”終於讓此次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有了追回的希望，但這樣幸運的討薪案例對於農民工來說並不常見。很顯然，農民工們讓子女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社會的高度關注，從而解決問題。

 

一位多年承包建筑工程的包工頭告訴記者，拖欠農民工工資在工程界十分普遍，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急於招商引資把關不嚴，導致許多開發商虛假注資后“空手套白狼”，最后造成的“爛尾”問題總是由最底層的農民工“接棒”﹔二是工程項目普遍層層分包、非法轉包或是建筑企業非法挂靠，不僅導致工程質量難以保証，更讓農民工工資成為被踢的“皮球”，甚至不了了之。

 

記者注意到，在此次“娃娃討薪”事件中，業主方已支付承建方80%以上的工程款，承建方應該優先而且也有能力支付勞務費用。但是，雲南省十建卻通過層層分包、債務轉嫁方式，將債務最終推到農民工身上。

 

記者了解到，“幫農民工父母討薪的隊伍”並不全是農民工子女，也包括包工頭和昆明金工匠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員工的子女。

 

為何會出現勞務公司人員的子女呢？

 

有省建十公司內部人士透露，此次“娃娃討薪”事件，其實是金工匠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策劃的一場活動，目的是通過媒體曝光引發社會關注，從而向開發商及承建方施壓，討要勞務費用。

 

對於此種說法，參與了討薪活動的金工匠公司負責人之一高中漢予以否認。他告訴記者，討薪是農民工及其子女的自發行為，這些孩子都是陸續趕到現場，看到有人舉標語后自發加入其中。但他承認有金工匠公司員工的小孩參與其中，他表示：“讓娃娃來做這些事，肯定對他們有傷害，但大家也是被逼無奈。”

 

就“娃娃討薪”事件，記者採訪了一位多年從事經濟糾紛的資深律師，他認為， “欠薪”得討要，還得出奇招討要，這首先是司法的恥辱。大理這宗個案，也是有法院判決的。但“空調白判”的法律效果令人失望，才有了“拿娃娃當討薪工具”這樣令人痛心的做法。

 

他說，生效判決必須得到執行，是常識，也是司法權威的明証，在制度上也有“強制執行”，以此來保証裁判權的實現。當司法判決沒有及時地得到執行，當事人隻好赤膊上陣，尋求法外救濟之道，這是不正常的，“也希望這能成為一起孤案”。(記者 黃榆)